论文总字数：10979字

摘 要

：张爱玲的小说，多数都是以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香港为背景展开，凭借她细腻的笔触，生花的妙笔，把一群挣扎于生活以及情感漩涡中的小人物描写得淋漓尽致，细致描绘了人间冷暖世故，常常描摹一些受到西方文化的城市，例如上海、香港等。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张爱玲的小说广为流传，甚至被打造成影视作品。张爱玲富有内涵、意蕴的作品，无一不体现出张爱玲对个体生命以及女性命运的关注，也体现出张爱玲对女性注定悲剧命运的怜悯。这些不光反映了现实还挣脱时间的限制，把这些审美意义广为延续。张爱玲以其女性视角观察着世界的苍凉兴衰，用自己的文字进行阐述，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苍凉之美。

关键词：张爱玲，苍凉，悲剧

Abstract:Eileen Chang"s novels, mostly in the context of Shanghai and Hongkong in 30s and 40s, with her exquisite brush strokes of the flowers, depict a group of small figures struggling in life and the vortex of emotion, depicting the worldly stories of the world, and often depicting some Western cultures. Shanghai, Hongkong, etc. Since the 30s of last century, Eileen Chang"s novels have been widely circulated and even made into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Eileen Chang"s rich connotative and connotation works show Eileen Chang"s attention to individual life and the fate of women, as well as Eileen Chang"s pity for the fate of women"s doomed tragedies. These not only reflect the reality, but also break away from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extend these aesthetic meanings. Eileen Chang observed the desolation and decline of the world from her feminist perspective, and expounded it in her own words, revealing the beauty of desolation between the lines.

Key words:Eileen Chang, desolation, tragedy

张爱玲的小说，多数都是以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香港为背景展开，凭借她细腻的笔触，生花的妙笔，把一群挣扎于生活以及情感漩涡中的小人物描写得淋漓尽致，细致描绘了人间冷暖世故，常常描摹一些受到西方文化的城市，例如上海、香港等。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张爱玲的小说广为流传，甚至被打造成影视作品。

张爱玲的作品着重描写都市生活的现代感。她早前的作品，经常采景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都市，将男女关系设定为观察视角，运用幽默却犀利的语言、以光怪陆离的语象和辛辣的讽刺，参差对比描摹了一些看似光鲜亮丽的洋场生活和封建遗老遗少的没落困顿生活，将破碎社会的苍凉描写得淋漓尽致。杨义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张爱玲的审美感知力进行了个人分析，并且把张爱玲称作洋场社会里的仕女画家。张爱玲从古典的小说、戏曲名词入手并赋予他们新的现代化含义，这些也是张爱玲命名作品集或是作品时常用的手法，她总是给人一种古今交接，雅俗共赏的审美趣味。而“言情”，顾名思义是描绘两性情感，张爱玲通过这样的视角来观察社会风向以及人性，具体深刻表现在《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作品里。张爱玲笔下的悲剧并不是寻常的悲惨可怜而是深入人心的苍凉之感，这也就是为什么苍凉成为她作品的一种基调，以凄凉为主旋律渗入到她笔下的人物、作品里。张爱玲用这种“苍凉美”为风格在文学史上既开创了自我风格也让这种风格得到了传承。张爱玲富有内涵、意蕴的作品，无一不体现出张爱玲对个体生命以及女性命运的关注，也体现出张爱玲对女性注定悲剧命运的怜悯。这些不光反映了现实还挣脱时间的限制，把这些审美意义广为延续。张爱玲以其女性视角观察着世界的苍凉兴衰，用自己的文字进行阐述，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苍凉之美。

张爱玲出生在没落的封建贵族家庭，这让她从小就拥有古典文学的学习氛围，而她的母亲和姑姑在张爱玲幼时便游学海外，同时也让张爱玲的思想逐渐沉浸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中。阅读她的作品，总是让人意欲追寻传统小说的踪迹，流连于现代叙事的风情。她善于描摹人物的意识流动，巧妙地进行旁敲侧击，采用联想，尤其用于对人物病态心理的雕刻。张爱玲在视角把握上可以说是十分精细，她会选用极其细小的细节，例如衣物、家居用品和环境等，来表现一个时代的变化感，而这些细节也成为张爱玲笔下独具特征的代表，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张爱玲的作品还具有一个所谓的新旧文学界的糅合，新旧意境的交错的特点。她既沉浸在世俗社会里的种种同时还执着于探索人性、意识。从叙事看，张爱玲的小说就像一个个井然有序娓娓道来的故事，但是和传统小说又有着区别。她将人性的探索设定为中心点，有很强的现代小说感。而她作品中出人意料的意象也强烈地反映都市风格。“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1](p1)这生动地说明了她站在都市人的角度对事物进行了深度感知；在张爱玲的笔下，自然常常作为一种本体存在，而非自然实物则作为一种喻体，张爱玲用她特别的想法，把自然的事物甚至是世界朦胧化、虚假化。比如“天完全黑了，整个人世界像一张灰色的耶诞卡，一切都是影影绰绰的。”^[2](p158)这些独特的文笔都让张爱玲的作品变得与众不同，独树一帜。

一、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背景

张爱玲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悲观气息，归根究底，总是跟个人的遭遇有着强烈的联系。张爱玲出身煊赫，她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朝有名的大臣，祖母则是历史上毁誉参半的李鸿章之女，母亲家的地位也极高。但就是这么耀眼的家族压得她只想逃离。旧中国被遗弃，新文明在不断冲击着这个贵族世家，就像当时的老旧中国，让张爱玲陷入无穷的末日感。母亲在她幼年就跟她的姑姑一起前往欧洲留学，后来父母离异，父亲再娶，恶毒的继母，残暴的父亲，母亲的抛弃，把她脆弱的心带往深渊。于是，她不愿意再过这样的生活，最后她想尽一切办法逃离了。这种被人抛弃的孤独寂寞促成了她从小就叛逆多疑，她总是把自己从事件中推开，站在一个外人的角度来审视。也正是因为长期笼罩在悲凉的气氛中，萌发了其创作的悲剧意识。当然，张爱玲出身世家，自小接触西方文化，后又精读中国传统名著，能将中西文化巧妙结合，让她对于悲剧更有着独到的体会。

在度过了长久的孤独岁月，张爱玲对爱的渴望在不断地迸发，直到她遇到了一个能读懂她内心的人——胡兰成。她爱他，甚至可以毫不介意胡兰成浪荡的品行，她不顾万人唾弃，跟随着这个卖国贼。可最终这个无心人弃她而去。兜兜转转，她张爱玲还是回到了起点，孤寂地面对这个荒凉冷漠的世界，这些特殊的经历更加增添了其创作的悲剧意识。

民国是一个特别的时代。在达到顶峰之后的封建制度终于彻底崩溃。张爱玲曾高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待的破坏要来。”这个社会处在两极颠倒的现实里，旧的在飞速瓦解，新的在急剧增长。曾经婚姻里各种不被认可的现象都逐渐得到社会的默认。女性意识有了进一步的增强，女人们开始在各个领域追求地位和应有的自由。这就造就了一个缺少人性的时代，张爱玲在新旧的缝隙里，用尽全力孤独地落地生长，这个时代创造地悲音彻底地改造了她，同时也彻底地固定了她作品中的悲剧意识。

二、声色中流露的悲怆苍凉

《倾城之恋》的情节是一个看似极其普通的爱情故事，但是张爱玲的高超之处在于能够把平凡写的非同凡响，不管是文笔技巧还是思想觉悟都表现她超强的感悟力和敏锐性。翻看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里白流苏是她作品中唯一不是以悲剧结尾的人物，但她美好的结局总是让人产生困惑：如果不是因为香港的沦陷，还会有二人相守相伴吗？白流苏真的会顺理成章成为范柳原的妻子吗？这部作品不论是从声音的凄惨回味还是到色彩的腐朽压抑，都渗透着深刻的苍凉之感。张爱玲用她别具一格的想象在作品中完美地糅合了声色。先说其声，《倾城之恋》的故事以胡琴进行头尾串联“胡琴咿咿呀呀拉着，……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2](p160)这样的描写力度足够将读者随着飘荡着胡琴声安置于一个上海夜晚，用胡琴声拉响了小说的基本基调，从声音上创造了一种默然起肃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开头、结束部分以同一句话概述，就像一个生命之圆，看不清头尾。生命的胡琴，如戏的胡琴，苍凉的胡琴，只要有生命的火苗，人间的戏剧就会一如既往地上演，所以这时间的苍凉又怎是用言语可以说尽的？就连经历了战争之后的城市香港都在用彻骨的寒风演奏属于它自己的悲凉旋律：“一到了晚上，在那死的城市里，没有灯，没有人声，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喔，呵，呜’无穷无尽地交换着，这个歇了，那个又渐渐响了，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地往前飞，龙身无限制地延长下去，看不见尾”^[2](p198)三条交织的悲凉音律徘徊在城市黑暗的夜空，这座经历过战火的城市是这样的贫乏，又是如此荒凉的可怕，而这座城市里的人民，又是如此的惊慌四措，是一种极度的恐慌结合了流苏和柳原两颗干枯的心灵。再来说其色，张爱玲从小就对颜色拥有超出常人的敏锐，她说过：“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她热衷于用颜色来装点她创造的世界。但在这尖锐的现实世界里，不论是多么华丽的色彩也难以粉饰这个世界的凄凉，褪去这些浮华之彩，世界只有难以言说灰暗和苍白。《倾城之恋》中有六处是对颜色进行详尽描写得，其余涉及颜色描写得更达到了几十处，作为读者，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局限于枯燥的黑白文字描写而是一个鲜活纷繁的世界，一个个频繁发生在世界两性爱情故事。流苏独自待在堂屋里出现了一段细致的色彩描绘，一座巍峨灿烂的白公馆屹立眼前，然而随着视角的深入，白公馆里的阴暗腐朽不自觉压得人喘不过气不经意间感受到透彻心扉的寒冷诡秘。战前大海的一片蓝绿色“滟滟的波涛”也惊悚地突变为战后的“淡白的海水汨汨吞吐淡黄的沙”，一个颜色的变化就巧妙点明了战争的可怕摧毁力和流苏他们战后惊慌失措的心理状态。

白流苏看似美好的结局，实则她的故事不过是以一份残缺破败的美好来讽刺人生和命运自主意识的缺失。白流苏虽然经历过一次婚姻失败，但终究还是对爱情充满了美好的幻想的，可是，面对白公馆窒息的压迫，主动追求爱情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奢望，在现实的逼迫下，她只能努力抓住一个能给她提供经济的男人，机缘巧合之下，她把目标转到范柳原身上并开始主动出击。她与范柳原各自进行着情感交锋，不停地上演爱情戏。在一段可耻秘密的情妇生涯之后，白流苏终于得到了她梦寐以求的婚姻，和范柳原结成夫，一时间成为白公馆人人钦羡谈论的对象。但是开心的波澜无法在白流苏的心里荡漾，因为她深谙征服范柳原的不是自己的爱情，而是一场扼杀城市生机的战争以及无数人民的死亡，让范柳原心生畏惧，让他害怕流离失所，所以才产生了想要拥有一个家，想要拥有牵绊，与人相伴之感。如果不是一场可怕战争的降临无数人民死亡的恐惧，白流苏无法摆脱一个低贱情妇的身份。以一个完美的结局去揭露讽刺白流苏自身的悲剧，真正让范柳原沉迷的，根本与她白流苏毫不相干，只是一场无法改写的命运安排。白流苏在得到圆满结局之下不禁叹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2](p201)一段看似美满完整的婚姻，却歇斯底里地告诫着白流苏以及广大的读者们，试图改变人生的自主意识终究会在命运面前丧生。这样看来，《倾城之恋》不过是以一个极其美好的结局来暗讽命运的苍凉，白流苏也自然而然沦为一个可悲的典型人物。

张爱玲十分善于捕捉运用色彩，她说过：“对于色彩和音符之类的字眼，我都非常敏锐。我学习写文章，喜欢用上色彩浓重、音韵铿锵的字眼。”^[3](p1)所以，她的作品随时可见靓丽的色彩可是却隐藏了十分浓重的苍凉之感。她在又说：“颜色这个东西，在没有颜色的时候是凄美的，等到有人注意到，却总是可喜的，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真实。”^[3](p166)大概就是说：既然“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这么紧迫地围绕着国人，那么他们一定会尽全力捕捉一切让人感觉“真实”的实物：服饰、饰物、家具陈设这些可以让人安心，色彩自然也让人可喜，至少能让人感到片刻的真实。张爱玲选用的色彩，实际不过是描摹她灵魂的苍凉空虚，也可以作为对她悲剧意识的另一番解读。她的颜色都是沉默的言语，一种深奥晦涩的思想，传达着苍凉的悲剧感。比如葛薇龙第一次拜访姑妈家，透过厚重的铁门被一阵强烈的色差砸得头昏眼花，“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造成了一种奇幻的境界。”^[3](p1)强烈的色差象征了梁太太强烈的情欲与她实际虚无的内心的极度不和谐。那烧下山皮的红，其实是梁太太燃烧的欲火，这一场硕大的花园早已无法满足梁太太的需求。在这些炫彩夺目的色彩之下实际字字冰冷，院内的光鲜亮丽反衬的则是内心的畸形病态。这样强烈对比下，也是为了揭露梁太太的奢侈糜烂贵族生活；同时，字里行间还透露香港深受殖民文化的影响。在这张五光十色的画卷下，从一个具体的事例可以窥测出整个城市上层社会奢靡虚华的生活，也在强烈的对照下，读懂人生的苍凉和无奈。

不管是张爱玲传播的苍凉之声还是她刻画的凄凉之景，都从侧面表露出张爱玲生命的空洞。她就像一颗扎入黑暗里的微星，忽暗忽明地发着微弱的亮光，希望凭借个人之力让同样挣扎在黑暗里的人群聊以慰藉。这种从文学散发出的凄凉之感，最后汇成一股苍凉的美学力量。而这股美学力量更是源源不断，蓬勃不息地涌现出张爱玲刻骨铭心的悲剧意识。

三、从市民角度表现悲剧意识

文学作为一种话语活动，实际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现实，同样还代表了作者支持的某些阶级利益。关注世俗生活，感受市民的内心，通常是张爱玲的创作立场。1944年，张爱玲在自己的文集里提出“不断强调人生高超的一面，更具有漂浮感。……但是人生的安稳却具有永恒的意义，虽然这种安稳总是不太可能出现。”^[3](p91),“好的作品，是以安稳为前提来刻画人生的意义。假如这种前提的缺失，作家的高超将无法发挥，很多优秀的作品在结构思路内容上可以精彩纷呈，但是作品却缺失了启发人思考的特点。”^[3](p91)她还表明，“我不喜欢壮烈，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3](p172-173)}张爱玲所用的写法，实际是指不运用过分夸张的对比过于集中的描写来塑造过于单一的人物性格。避免产生分明的界限，好人和坏人，英雄和小丑，美与丑，都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她的作品总是淡化人格的好坏美丑界线，表现的都是俗世平凡的世界和世俗的心态。市民社会以经济生活为中心展开，是一套围绕平民的生活模式。所以，谈到市民理想，首先先要强调“实惠”，并将这种理想在结果中转化成现实。中国新旧文学虽然从里到外来说有着许多的不同，可是跳出框架，从整体而言，文学创作都趋向于追求精神境界和理想世界，也正是这种从未停歇的追求促成了文学的崇高感。但是，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总是反其道而行，她打破了这种对绝对理想化的追求，注重现实生活里小市民的功利追求，因此，这种文学的崇高感在张爱玲笔下荡然无存。

大约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张爱玲声名大噪。那时正处于左翼作家高声疾呼呐喊“时代的风口浪尖”，呼吁群众等待未来的光明，所以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往往过于理想化，作家们都把揭示社会痛苦作为自己的目标。然而这种不实际的理想主义与沦陷的国土相遇，自然而然，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会被另一种文化废墟孕育的极具功利性的市民文学取而代之。张爱玲又是一个浑身散发都市气息的女人，她总是毫无掩饰自己对金钱的热爱与追求。张爱玲坦然地说“好像从小我就喜欢钱……所以，一学会拜金主义这个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3](p99)。张爱玲说过女性用他们性别的优势来取悦别人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把结婚视作谋生手段的的女人都属于这一类型。这些都不需要讳言……有美的身体，用身体取悦别人；拥有美好的思想令人欢愉，本质上这些都殊途同归。张爱玲用她这种别出心裁的实用主义让那些圣人式的存在平凡化。张爱玲用自身的生存态度来点化作品中的人物特质即背叛传统道德转而求金钱。就像曹七巧愿意用爱情、亲情一切有情的东西去换取冰冷的金钱。“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松了半条命”^[3](p189)。葛薇龙一个走投无路，纯情的女学生去投靠与父亲断绝关系的姑姑梁太太，因为经济的不独立和急盼的物质需要让她逐渐失去了自我，陷入堕落，最终毁灭了自我。白流苏不堪封建家庭的束缚为了得到一个金钱支撑起来的安稳人生，用尽方法攀附一个虚情假意的情场老手，与其说是用家庭填补她的不安全感，不如更直接地说是用金钱筑造她的围墙。《琉璃瓦》中七个可爱天真的女孩在势利父亲姚先生眼里不过就是用来交换财富的筹码。张爱玲的作品没有都市戏剧性的大起大落，辗转起伏，而是通过一些平凡琐碎小事来表现世风日下的社会风貌。张爱玲用一种平淡如水的口吻和与世无争的态度对着倾听者讲故事娓娓道来。她将世俗和平凡两个关键要求嵌入到自己塑造的人物身上，使这些人物具有“素朴”的底子和行为逻辑，她运用逻辑的思维来陈述一个观点：人脱离不了世俗这一现实也摆脱不了“素朴”的本质，凡人比英雄更具有一个时代的特质。从浅薄的男女之情入手，却巧妙地暗合了饱经战乱后城市平民“不说政治”的心理要求，这就是张爱玲的高超之处。且看霓喜的生活细节进行品鉴。“……正中间的圆桌上铺着白螺丝的桌布，搁着蚌壳式红篓花大碗，碗里放着一撮子揿扣与拆下的扣绊……”^[3](p262)从纷乱的细节描写中抽丝剥茧不过是城市的缩影，张爱玲沉浸在世俗里，执着于对世俗的探索，在她笔下的人物多半是平凡不起眼的俗人，故事也左不过是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俗事，但这实际就是一个定理：俗人们总是热衷与在俗事上消磨时光。他们的生活回避反抗，不拥有改变，他们就像埋头苦干的家畜，习惯性的逆来顺受，只是多了些麻木不仁，过着千篇一律的日子。叮铃的车响，卖菜人篮子里的蔬菜，黑皮汽车的汽油味，在张爱玲眼中，都是那么亲切可爱。她总说，“人生的所谓生趣全都在那些不相关的事”。

张爱玲对别人给予她的称号都很满意，她说“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俗不可耐的名字，我自己作一个警告，设法出去一般读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柴米油盐、肥皂、水和太阳去寻找实际的人生”^[3](p18)。张爱玲更喜欢开辟文学领域的小众隐秘空间，俗不可耐地探讨男女爱情，却在无形之中暴露了市民政治观念的淡薄甚至将市民阶层虚浮的生活态度坦白得一干二净，从市民的角度来说，真正的悲剧在于无法生活在当时作家大肆渲染的理想生活，追求绝对崇高的道德，小市民只注重现实生活的功成名就。而张爱玲另辟蹊径，从男女两性角度入手，将市民阶层的悲剧完美呈现在她的作品里，也能让读者清晰地感受到她本人创作时的悲剧意识。

四、从女性角度表现悲剧意识

法国女性主义大师西苏认为：“女性作家在描绘其个人体会时，通常会唤起她们潜意识里某些神秘、不可言说的压抑记忆。女性书写者通常在创作上受到她们心目中父亲的影响。”张爱玲运用对男性人物的毁灭式写法，释放了自己幼时生命里受挫被压抑的部分，强烈地将反父权意识放大。

张爱玲的小说文本里将男性、父亲的去势、阉割的现实作为一幅静态背景，同时把性的疯狂、病态作为一种动态的画面呈现在背景之中，实际上是把反父权意识暗藏于女性文本里。这种写作方式与女性作家主义意识息息相关。大体来说，张爱玲笔下描绘得猥琐的男性形象，大都表现在肢体的残缺，性格的猥琐无能，以及行为上的放荡失败上，甚至是病态丧失男性精神的男人身上。这些人物又可以包括行为放荡的遗老遗少和浮华浪人。他们充斥在张爱玲的许多作品之中。张爱玲作品的颠覆意义在于用这种独特方式对父亲形象的描写在她中学期间创作的作品《牛》开始，已经灵活构思了她脑海中第一个无用的男人形象：禄兴。禄兴相比其他父亲人物形象更为直白地表露了青年时期思想形成期的张爱玲对传统父亲形象的理解，更以此为模型塑造了后期的典型男性形象。张爱玲的作品从《沉香屑——第一炉香》开始，到后来的《半生缘》、《相见欢》等作品里基本都可见有堕落、猥琐男人的缩影，张爱玲以女性视角反复对这些病态的男人进行讽刺，实际也暗讽了现实男性/父亲的不可告人的一面。

张爱玲对男性的刻画，分为两种。一种是在身体上进行毁灭式描写，另一种是在思想上进行显而易见的摧毁。《金锁记》的姜二爷和《怨女》的姚二爷就是身体残缺的男性形象中的代表。在精神的残缺还可以另外分为三种。

其一，张爱玲喜欢用还未进行成长蜕变的婴孩甚至是死亡的婴尸来形容一些成年男性，将这些男性幼稚化。《花凋》里的郑先生是“泡在酒精缸中的孩尸”。其他如“发育未完全的”聂传庆。^[3](p114)张爱玲还对聂传庆进行了更深度的剖析：“畏葸的阴沉的白痴似的孩子”。^[3](p114)事实上，这种描写已经笼统地将身体的残缺和精神的残缺合二为一。

其二，张爱玲会把男性的恶俗习惯绘声绘色地描写出来。《金锁记》的姜季泽、《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之父范柳原、《茉莉香片》中的聂介臣、《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等人物形象都被张爱玲很好地拿捏来进行描绘。

其三，女性化作品中男性形象也是常用手法之一。《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就绝妙地将这种手法加以表现。实际上张爱玲塑造的男性形象有时常常以上述的双重甚至是三重性格出现。

张爱玲大部分作品都都选择用强而有力的描写来对男性丑陋思想进行无情地揭露。而那些鲜少有的身体残缺的男性，实际上在精神上已经被剥夺了美好甚至是平凡的光芒。这些男人形象，用夏志清的话来概括便是“阴郁的、别扭的、女性化”^[4](p353)的男人；用张爱玲的自己的来形容就是“贼头贼难、一点丈夫气也没有”、“三分像人，七分像鬼”^[3](p240)或是“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老混蛋”^[3](p165)，这样的例子十分丰富。关于张爱玲笔下的窝囊男人的问题，林柏燕指责张爱玲“普遍地缺乏赋予较好的楷模与个性典型的创作诚意”^[5](p1)。而这样的指责，则是忽视了张爱玲关键的创作情绪。

曹七巧是张爱玲笔下被封建父权压制的典型，尽管她所处的封建社会在土崩瓦解，社会思想也处在新旧交替中，但是顽固的封建阶级观念和父权体制文化还在根深蒂固地刻在姜家人的心里。文章开场就从姜家地位最低的下人口中得知曹七巧是开麻油店人家的女儿，为了钱财不惜嫁给没落大户人家的残疾二少爷，作为社会阶层的下等人，七巧的一切在封建大家族里看起来都是那么的格格不入。“今天发什么疯？平时还不够讨人嫌！”^[3](p216)姜家人从上到下都对这个苦命女人充满了奚落和厌烦。这对曹七巧来说，是在她原有痛楚上撒了一把盐。在封建宗法观念的桎梏下，她逐渐被这“黄金的枷锁”压得喘不过气 。

曹七巧压抑已久的欲望碰撞在健康风流的小叔子姜季泽身上，立马变成洪流，不可收拾。作为妇女曹七巧长期遭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她的露骨言行实际表露了一种大胆的反叛，她作为女性对性爱的期盼日渐增长。分家以后，姜季泽有了更多的私人空间以对曹七巧传情达意，他故意织成一张迷情大网，等着曹七巧跌入他的陷阱。他本身作为一种诱惑，转而从语言行为对曹七巧进行着十足的吸引。可是金钱仿佛一个黑洞，把她带往更深的黑暗。曹七巧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不断接近自己的男人，虎视眈眈的不过是自己的钱财。为了这份金钱，她已经不顾一切地去牺牲自己的爱情甚至是生命，怎可再落入他人之手。曹七巧牢牢抓紧她的黄金，把这份灿烂的金黄转化成逼人的剑气，她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摧毁这个世界，不管对错。首当其冲的就是她可怜的一对子女，曹七巧剥夺了他们情爱的权利，以此来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她暗中留意着儿子的情事，借机狠毒地在亲人面前中伤儿媳；她又异想天开地在社会摒弃裹脚习俗以后，重新为女儿裹起了小脚；逐渐地，她又想到用鸦片控制她的思想，用这些恶劣的手段来逼走女儿的恋人。张爱玲的文字一边反映着女性试图改变个人命运，与此同时，又用可怕的病态来表现人性最可怕的一面。

从女性的角度来说，悲剧在于女性试图改变个人命运，试图突破父权压制却在现实中不断受挫。在《金锁记》中，张爱玲站在女性的视角，将女性的欲望作为内容加以表现。她的作品通过男性人物的缺失或是身体的残缺来表现女性的地位，以此表现女性意识。尽管张爱玲在作品中不断站在女性角度替她们发声，但是她笔下的女性人物依旧逃不过悲剧的命运，透过这些作品和人物形象，作为读者的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张爱玲作为一名失落者的人生感悟以及她对人性、历史和现实力透纸背的悲观情绪。

参考文献：

[1]张爱玲：《流言》，北京出版集团公司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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