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发是中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他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潮引入中国，并在理论与实践上运用西方现代主义意象诗学，创作了《微雨》、《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为中国新诗艺术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被誉为“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歌创始人”。

李金发的诗作在现代诗历史上是有独特意义和研究价值的。五四文学革新后，中国诗坛异彩纷呈，如胡适倡导的白话诗、闻一多创建的新体格律诗等，但都没有跳出中国传统意象诗学和谐优美的主调。而李金发的诗作是对当时传统古典诗学的极大反叛。他为实现中西诗学的接轨，给中国新诗带来新的审美方向，对西方象征派自觉借鉴、大胆创新，创造出一批独具特色的作品，使中国新诗与世界现代主义潮流接壤，在新诗诗坛历史上留下了不容忽视的浓重色彩。

他的作品思想跳跃，语言晦涩难懂，风格奇诡怪丽，充满悲伤阴郁的情感，诗歌意象充斥着灰色、丑怪、荒诞与颓废。因此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诗坛中，文学界对李金发诗歌的评价是褒贬不一的，对李诗的评论大多呈两极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李金发的诗作开始被重新挖掘和评价。本文以这两个时期为分界线归纳历代学者对李金发诗作的研究成果，并分析近年来当今诗坛和文学界对李诗的研究现状。

杜学忠在1983年发表的《论李金发的诗歌创作》中总结，上世纪20~30年代，文学界对李金发的诗作主要持三种态度：充分肯定及赞扬的、完全否定的、辩证看待李诗优缺点的。本文将借鉴这三种评价方向为主线，展开综述。

一．上世纪20~30年代

胡适、梁实秋、任钧等人却始终坚持批判象征派，否认李金发的诗歌成就。胡适称李诗为“笨迷”，梁实秋认为“笨迷”是由于“模仿一部分堕落的外国文学”，它使新诗“走向一条窘迫的路上去”。蒲风认为李诗的“长处在使大众不能懂,纵是文科大学生也瞠目不解”。任钧同样也指责象征派诗歌的晦涩和暖昧,说读了这些作品“好象在听外国人说中国话”,“读了也等于不曾读”。穆木天说“我读不懂李金发的诗。长了二十七岁,还没听见这一类的中国话”,所以“金发这两个字,我就不喜欢”。

赞美与肯定李金发的，有周作人、邵询美、黄参岛、宗白华、钟敬文等人。周作人是最早发现并向全国推荐李金发的伯乐,他对李诗给予充分的认同，认为李金发的诗是“国内所无，别开生面的作品。”并亲自做编辑,把李金发的诗集列为“新潮社文艺丛书”,推荐给北新书局出版

邵询美曾公开为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进行辩护，“每个人只有他自己最明白他所说的东西的一切,在诗里面用譬喻时,其精确非旁人所易见到；若要迁就旁人,那么自己便不能透彻,否则一句诗每每得写一长篇散文来解释”。他针对胡适、梁实秋的意见,对于“诗是否一定要明白清楚”、“诗是否能明白清楚”的问题提出反驳“所以`明白清楚’在诗的疆域里是毫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