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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关于《文学理论和结构》的评论

来源：《比较文学》，1976年第28卷第1期，p77-82

作者：卡伦·凯文（特拉华大学）

这本纪念文集是为了祝贺一位美国主流批评家的60岁生日。幸运的是，作为一位理论家兼学者，维姆斯特仍然十分活跃。此外，在美国最正式的批评领域，他始终是最重要和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不幸的是，尽管这份选集中的19篇文章在整体上是非常优秀的，但是错失了一个理想的机会，没能纵览他的卓越成就，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今他在新批评上面的地位。编辑用两个标题来统领这些文章，即理论和结构，并且用三个段落的前言做了这样的解说：对维姆萨特在这个批评领域所做的至关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决定性的）贡献，这本书的读者都了然于心。但是，对其地位和贡献作一个介绍性的概要、分析和评价，可能会更加突出这本优秀文集的重要性。

雷内·韦勒克的文章《约翰·克罗·兰塞姆的诗歌理论》，提供了一个如何在维姆萨特作品的研究上取得进步的范例。以兰塞姆对康德认识论的批评理念为源泉，在追溯兰塞姆形式主义的重要论题的同时，韦勒克探索了一些学术问题（比如诗歌的“本体论”）：艺术是特殊的知识还是意识（反抗科学真理），关于著作者非个人化的急切需求，以及对接近文学的有效途径的怀疑。韦勒克在总体上忽视了南部农业哲学的早期发展势头给新批评带来的影响，但是，他的文章的确阐释了一个事实，即兰塞姆在其领导的运动中有着“主导且资深的政治家地位”。

维姆萨特的作品和兰塞姆的一样，始终维持着一种哲学论调。但他的方向始终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经院哲学，而不是康德哲学。此外，他的批评风格明显地倾向于作品本身而不是创作过程。19世纪40年代，随着新批评在南部农业的基础上崛起，维姆萨特对它的主要论题进行了系统化的加工。由此，新批评获得了学术优势，成为了一个清晰的、适于教学的理论。此后，他一直宣扬和践行一种严格的和人性化的形式主义，这种主义试图将文学与历史人文观相联系，尽管他坚持表示一部文学作品应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客观的”艺术品。维姆萨特在突破新的理论范围方面可能显得没那么突出，但是，他为新批评提供了一种历史维度意识，巩固了其学说的弱点，既证明了新批评在文本的广阔范畴上的适应性，又抵御了和其敌对的美学学说（比如，神话批评的“非口头诗学”和芝加哥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学派）。最典型的是，维姆萨特专注于辨认不同的可作解释的谬误，以及根据新的批评规则对可以用于合理谈论诗歌的概念下定义。但是，这本文集的许多贡献者现在表示，这种批评模式太过绝对化和狭隘，它没能公正地对待多元化的文学观念以及读者和教师的深层次动机。

小赫西和弗雷德里克·爱·波特尔对维姆萨特的形式主义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为了弥补新批评的片面性，两个人都推崇纯粹的二元论。根据赫西的观点，维姆萨特的理论，即“艺术的复杂性暗示和反映了现实生活中道德的复杂性”，是所有内部批评中错误策略的症状：试图使美学范畴包含工具价值。赫希建议把“直接的道德判断”补充到形式主义的分析中。为了削减形式主义中的美学逻辑，赫希无意识地弱化了其在二元论框架中可能存在的价值，但是，他没能证明形式主义道德批评如何在实际的运用中避免悖论，而是通过引用马修·阿诺德的“文学教育的守护神”作出了结论：阿诺德看到，“在对待生活和文学时，美学的和道德的态度都可以转化到它的对立面。”

波特尔的二元论是对他早期论争的详细阐释，这个论争有关于恢复批评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之间的平衡。现在，对于“《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经常刊登来自于《凯尼恩评论》的不易辨认的文章”，波特尔的论调更加的紧迫，他试图通过改编语言学家索绪尔的专业术语来确立他的观点。“共时”和“历时”分别指的是我们对过去和现在的理解，以及对过去本身的研究。“这两种模式对应了人性的两种根深蒂固的需求，并且将一直持续下去。”因此，新批评革命没有必要这么激进，历时分析法仍然提供了对时间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一种必要检验。但是，波特尔对此持怀疑态度，他努力从语言学研究中驱除19世纪决定论留有的痕迹。比如，当他宣称索绪尔的方法在自由意志的议题上是极可靠的，实际上他是在适用性的限制之外扩展语言学的概念。

另一类对维姆萨特的形式主义的挑战反映了欧陆现象学批评的影响，超越了新批评“诗歌即艺术”的观点，达到了对“诗歌即现象”的观点中著作者意识的完整诠释。托马斯·麦克法兰认为没有哪一个形式主义的方法可以解释“诗学现象的完整事实”，他在检验诗学中两个被忽视的方面时引用了海德格尔的理论：关于外部世界的意识和暂时性的存在意识之间的精确关系。麦克法兰在文本细读方面做出的努力显示出，为了完善形式主义分析法，如何系统地描绘这些脆弱而且模糊的特性，也由此形成了一种美学看法，即将容易消散的诗学和不变的诗歌相联系的观念。

和麦克法兰一样，杰弗里·哈特曼试图处理一个被新批评忽视的可辨认的诗学内容（他将其描述为一个与现有文学观点不相容的“低风险理论”）。因此，基特的诗歌“秋颂”经常被形式主义者视为启蒙主义诗歌的象征，在这里却成为一个理由充分的论争的基础，这个论争有关所有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对这首颂歌，哈特曼给出了一个不太简明的评论，该评论注重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意识之间的细微差别，以及清楚表明了基特诗歌形象的暗示性，即他的诗歌的效果几乎是印象主义的。但是，哈特曼将诗歌内容确定为亚系传统诗学观念中的启蒙式意识形态，这种论断远远没有达到意识形态的层面。哈特曼和麦克法兰并不关注从诗歌中分离出来的内容，而是关注诗歌从形式上透露出来的一种意识。暂不论他们的论证法，两人都试图扩展而不是颠覆形式主义的概念。

诺斯洛普·弗莱和查尔斯·菲尔德森探索了一位作家的意识的独特性，将他的主要观念本身假定为一种美学概念。作为对这两位日内瓦批评家的回应，维姆萨特最近提出了这样的主张：这种方法既“消解”了个人作品的完整性，又按照编年体辩证法重组了这些作品，这充其量向我们展示了作者精神思想的微弱一角。但是，弗莱和菲尔德森通过引用两位很有自知之明的作家来呈现自己的文章，这两位作家分别是华莱士·史蒂文斯和亨利·詹姆斯。此外，他们将论证引向对文学形式的分析。虽然弗莱对史蒂文斯的讨论带有希利斯·米勒（参见《现实中的诗人》）的日内瓦方法，但是他的关注点在于史蒂文斯诗歌的“变化形式”，即关于想象和现实之间关系的一种具体化体现。菲尔德森将詹姆斯的引文视为“一种深刻的现象分析”，这种分析显示了小说《大使》中作者意识的两极性：“这种暗示性的组合，即作者思维的象征，是一种循环的模式，来回移动于浪漫想象下的虚构意识和社会化真实下的先验现实。”詹姆斯身负一种责任感，试图将他自己和他的英雄们从纯粹意识形态的残忍国度中拯救出来，从技术层来看这很自然会导致非全知的和易错的结果。为了发展以上这个论点，菲尔德森举例说明了一种方法，即一种现象学观点可以丰富形式主义批评。

这本选集中有三篇文章分析了辞藻华丽的小说，总体来说这是被维姆萨特忽视的文学的一个方面，因为他对“情感谬误”比较谨慎。阿尔文·柯南的文章表示，，维姆萨特的小心谨慎是一种担保，他以一种假设为出发点，认为讽刺文学的艺术是按照一种可接受的社会化的方式来限制并塑造作品的张力。文章的绝大部分由文学化的类比组成，许多包含生物学素材的例子（引用自康拉德·洛沃兹）被用于调节热带鱼、火鸡和狼之间的斗争。尽管阿尔文意识到他的方法论太过简化，但他将其视为一种把讽刺文学置于最重要的日常活动中心的方法。然而，由于讽刺文学的艺术形式在某些方面存在缺陷，阿尔文很自然地会将作者和人物角色相混淆。对小说辞藻的研究，有一个更适度也更成功的范例，即弗兰克·布雷迪关于18世纪传记中一些写作技巧的探讨。布雷迪探究了这些作品，比如《约翰逊和萨维奇的生活》，时如何运用关于情节结构、时间和观念的主流处理方式的。此外，他对《博斯威尔的赫布里底群岛之旅》进行了极为复杂深刻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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