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9489字

摘 要

《福》是J·M库切解构了经典之作《鲁宾逊漂流记》，创作了带有自己特色的文字王国。在库切的《福》中，叙述者不再是意外流落至荒岛的鲁滨逊，取而代之是一名女性——苏珊·巴顿。与传统的男性叙述视角不同，库切在这部作品中融入了更多不同的声音，本文主要从话语权的角度解读库切的《福》。通过不同声音的呐喊，体现了时代变迁的需求。

关键词：话语权；库切；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

Abstract："Foe" is J · M Coetzee deconstructed classic "Robinson Crusoe", creating a kingdom with its own distinctive character. In Coetzee"s "Foe", the narrator is no longer Robinson that live in the island , replaced by a woman - Susan Barton. Unlike traditional male narrative perspective, Coetzee adds more different voices to this work,so this paper is rea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ight to speak. Through different voices cry , reflecting the needs of changing times.

Keywords：The right of discourse;Coetzee;feminism;colonialism

南非作家库切所写的小说《福》(Foe)是对笛福的经典著作《鲁滨逊漂流记》的改写，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苏珊·巴顿的女士，在寻找女儿的路途中，无意之间漂流到了克鲁索和星期五所在的荒岛。一艘准备开回布里斯托的商船打破了荒岛的平静，将岛上的三人带离了小岛。为了更好的记录这段荒岛奇遇记，苏珊将书写的权利交给福。福从读者阅读的兴趣出发,牺牲真实再现的原则，最后不仅剥夺了苏珊主人公的身份，而且彻底从福先生的文本中消失，他还把克鲁索和星期五塑造成一心把荒岛变成乌托邦的理想人物。《福》打破了男性为主的叙事方式，融入了不同的声音，而在这些声音的背后，是作者深沉的思考。

一 苏珊的呐喊

在库切的《福》中，一开头就是：“最后，我的双手都起了水泡，后背灼热，全身疼痛，船是再也划不动了。”^[1](p1)在这种情境下，带领读者跟随一位名叫苏珊的女性来到荒岛。这座荒岛不是我们记忆里那种“充满细沙与树荫的地方，那里有小河流过，河水足以让海难者解渴，还有随手可摘的成熟的果实可以实用”^[1](p3)的桃花源，这里有的只是荆棘遍布划破你的腿脚，随处可见的害虫，脏乱不堪的环境，这一切似乎都与常见的荒岛游记形成鲜明反差。紧接着星期五和克鲁索的出现，荒岛生活慢慢展现在读者眼前。作为这座小岛的统治者，克鲁索每天过着单调的日子——平整梯田，日复一日，不知疲倦。小岛上没有任何文明社会的东西，“除了刀子以外，小岛上的工具都是用木头或石头做成的”^[1](p11)，仿佛回到了原始社会。他不记日记，不计算时间。克鲁索安于这里，他从未想过离开这里，仿佛机器一般没有生命力地活着，而苏珊却不这么想，这座荒岛就如同一座牢笼囚禁着她，她时刻想着逃离。艾丽丝·门罗有一本名为《逃离》的著作，在这部作品中，她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幅女性逃离的画面，她们平凡、湮没在人群中，似乎毫无特色，可细细观察，却总能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或是因为厌倦一成不变的生活，或是失去生活的动力，一个小小的念头改变了生活的轨迹，朝向一个未知的方向的驶去。逃离，也许是旧的终结，也许是新的开端。而苏珊的逃离是对现状的不满，也是一种行动上的呐喊。她不安于荒岛这没有意义的生活，她不像星期五一样，对克鲁索言听计从。当克鲁索以岛上的猿猴会伤人为借口不让苏珊离开营地之时，她做出第一次反抗，不仅离开营地（虽然克鲁索一再强调不许走出营地），而且一路走到岸边。作为这座荒岛的统治者，克鲁索不让任何人反抗他的命令，挑战他的权威。当他发现苏珊不听从他的旨令时候，他以统治者的口吻狠狠斥责了苏珊。虽然最终这次逃离以苏珊的低声道歉结束，但是作为一名外来入侵者，面对绝对权威，苏珊不仅没有臣服于统治者，而是用自己的行动发出呐喊。用自己的行动捍卫了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权利，而非任何人的附属品。每个人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不是活在他人的阴影之下。

在《福》的第二章中，苏珊向福先生写信，信中讲述了她和星期五从荒岛回到英国的生活。不同于第一章的回顾体，第二章采用了书信体的格式，穿插了福先生的种种问题。回到英国的苏珊终于可以用笔记录生活，而不是荒岛所经历的“历史而非时间”。作为荒岛生活的亲身经历者，苏珊不是自己记叙这件事，而是交给福先生来讲述这段漂流记。在她看来虽然荒岛的生活吸引眼球，可是她并不擅长写作，会使得原本神奇的故事变得暗淡，这就需要艺术的帮助。苏珊一再强调艺术，声称只有艺术才能将她的故事完整的展现给大众，可是对于写作她却有些嗤之以鼻。在她的眼里，写作是作家“需要有本事将看到的田野想象成波浪；在寒冷中却能感受到热带阳光的温暖”^[1](p45)。既然如此，她为什么还将自己的故事交由福先生来完成呢？作为误入荒岛的一名女性，苏珊觉得自己“是一个从那里来的人、一个见证者、一个时刻想要消失的人：一个没有实质存在的人，一个在克鲁索真实身体旁边的幽灵”^[1]（p45）。虽然克鲁索是岛上的统治者，但是作为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苏珊渴望找到自己存在的痕迹，她不愿意自己被抹杀，希望通过福先生的记叙能够找到她的“实体”。苏珊找到福先生，恳求他为自己记录荒岛的故事。苏珊认识到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认识到“文学是一个男性世界的建构物”。她试图寻找一位男性作家为自己书写，以实现对男权话语的 “模仿”，试图进入男权话语体系内部。以掩盖自己的性别身份为代价，来篡夺男性对话语的控制权，以一个女性故事的“真实性”来挑战父权社会的权威。^{[2](p156-157)}苏珊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改变这个社会中女性的弱势地位，她将书写权利交给男性作家，借由男性作家的力量，将自己的实体展现出来。她虽然将叙述权交给福先生，可是她的目的是保留自己的存在。在这种主动的沉默中，苏珊是一种无声的呐喊，对这个男权社会做出有力的反抗。

《福》第三章讲述了苏珊找到福先生本人，和他一起生活。苏珊对自己的故事的定义是“真实”、“不想里面有任何谎言”。可是福先生感兴趣的只是“希望克鲁索拥有毛瑟枪并遭到食人族的攻击”^[1](p83)，苏珊原本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尊重真相，在见识到作家的使命之后，她明白这样的生活更适合写作，更迎合读者的阅读需求。作家们不追求事情的真实度，只在乎惊险与刺激。乏味的岛上生活是真实的，却不能吸引人。所以福先生在一见到苏珊本人，就向她询问关于她在误入荒岛之前呆过的巴伊亚，这座风土人情迥异的城市抓住了福先生的眼球，一再要求苏珊描述它。福先生对荒岛上日复一日堆砌梯田的故事并不感兴趣，而是带着艺术家的眼光重新排演苏珊的故事，将故事分成五个部分：女儿失踪；巴西寻女；放弃寻找以及小岛历险；女儿寻母；母女重逢。将小岛历险当作整部母亲寻找失踪女儿的感人故事的插曲，这种本末倒置的安排让苏珊感到“找到福先生先生的兴奋感如今荡然无存”^[1](p105)。枯燥的荒岛生活无法支撑起整个故事，真实的故事却抵不过精心编织的谎言。苏珊无法接受在她的故事中用谎言代替真实，也不愿意将小岛的生活当作一个女人寻找失踪女儿的插曲，虽然她将故事的叙述权交给了福先生，可是在苏珊眼里她依旧能够引导和修正她自己的故事甚至可以否决，她依旧希望是自己的故事的创造者。苏珊需要的是福先生真实传达她的想法，而非随意篡改她的故事。虽然在记叙荒岛生活这个故事上苏珊选择了主动沉默，但她并没有放弃对故事的权利，相反，她只想表达真实存在的事件。主动沉默不代表放弃这个话语权，而是用“福”这个男性作家的身份来叙述。苏珊的“沉默”是为了更好的“表达”。

二 星期五的呐喊

苏珊在踏入荒岛后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星期五，一个黑人。星期五给人的第一感就是没有灵魂，“小小的眼睛很呆滞”^[1](p1)。眼睛是一个人的窗户，当心灵的窗口蒙上了一层阴翳，那么这个人能有多通透呢？饥渴难耐的苏珊向他讨要水喝，但他毫无反应，一言不发，只是带着苏珊向内陆进发。到达营地之后，苏珊见到了这座岛屿的统治者——克鲁索。苏珊是他的第二个臣民，而第一个臣民是星期五。星期五按着克鲁索的命令生活着，一切看上去似乎都井然有序。可是苏珊还是在看似正常的空气中嗅到一丝诡异：星期五英文的词汇量很贫乏，甚至有些扭曲，知道“柴火”却不理解“木头”。对于此，克鲁索的解释是：这些单词足以应付生活。原以为星期五只是反映有些迟钝，可是却被告知星期五被奴隶贩子割去了舌头，不能说话，苏珊不得不重新重新审视这个曾经被她看成影子的人。“一个孩子，只是个孩子，一个奴隶娃”^[1]（p8)，却被割去了与别人沟通的舌头，囚禁在这个荒岛，听从另一个人的旨令而生活。在苏珊看来他就像个木偶一般，被岛上的统治者——克鲁索操控。星期五无法说出自己的想法，也从不表达任何不满，生活对他来说只是日复一日。他在沉默中度过每一个日子，这是生理残缺所致。苏珊原以为星期五就是这么一个傀儡般的存在，不会思考、只是机械地活着。可是有一天苏珊却在无意之间发现星期五乘着木头划到长满海藻的地方，在平静的海面上洒下了片片花瓣。这一幅朝圣般的画面震惊了苏珊，这个被她当作小狗或者其他低等生物的个体，竟然也有着自己内心的信仰。星期五虽然生理上残缺，可是他的灵魂不曾泯灭。他有着自己的向往，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的声音，但不能阻挡他发出自己的呐喊。

一艘准备开回布里斯托的商船打破了荒岛的平静，将岛上的三人带离了小岛。从未想过离开的克鲁索死在了归途，他“死于一种悲痛”^[1](p38)，他的荒岛是他的信仰，而当他失去之时，信仰随之崩塌，他也了无牵挂。苏珊和星期五跟随船只来到英国，展开了另一段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了荒岛生活的星期五无法适应现代生活，不需要捕鱼，不需要打猎，曾经赖以为生的技能再无用武之地，星期五整日缩在阴暗的地下室里。谁还能“记得那时的他站在石头上，海水溅在他身上，阳光照耀着他的四肢，他举起鱼叉，准备朝鱼身上刺下去”^[1](p50)的精神昂扬，如今的他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国度，“逐渐长大，却只能像只狗一般被囚禁起来”^[1](p48)。苏珊为了让星期五摆脱荒岛上那种依靠克鲁索旨令生活的日子，帮助他建立一座文字的桥梁，让他自己去感知这个世界，不再像以前像那样，蜷缩在自己那片小小的天空之下。可是，我们也不禁思考：让他学会与他人接触之后呢？是不是也更方便去统治这个小小的奴隶呢？就如同殖民者将自己的文化灌输给当地人，进行一种文化侵略。这种做法背后蕴含的是更深一层的束缚。星期五没有按着苏珊的期望理解更多的文字，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是他对自我的一种保护。苏珊在无意之间找到一个装满笛子的盒子，放在星期五可能会看见的地方。当初在荒岛克鲁索发热病的时候，星期五就曾吹了整整一晚上的笛子。果不其然，第二天星期五就在玩弄笛子，可是“他整个上午就是吹着同样的调子，一遍又一遍”^[1](p84)，苏珊尝试着用音乐与星期五沟通，想改变星期五那单一的音调。苏珊认为“我们不可能通过永远重复演奏同样的曲调来感到满足”^[1](p86)，可是星期五却坚持自我，无论苏珊怎么引导星期五学会更多的音符，他不为所动，他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之中。苏珊“痛苦的意识到，他并不是因为迟钝才将自己封闭起来，而是拒绝与我有任何交流”^[1](p87)。星期五在自己的世界中，拒绝别人的打扰。虽然无法用言语表达，可是他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着自我。即使生理残缺无法言语，可是星期五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我，他不是被人操控的木偶。他于无言之中诉说，在沉默之中呐喊。

星期五不仅用笛子表达自我，在找到福先生的长袍之后，他竟开始手舞足蹈。早上在窗户朝着东边的厨房跳舞，在光线下起舞；太阳西斜之际，又转移到窗户面向西边的客厅翩翩起舞。“他跳舞时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好像不是凡人了”^[1](p81)。在跳舞的时候，星期五似乎变了一个人，回到了荒岛中那个神采奕奕的少年，而非眼前这个只能躲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的“食人魔”。苏珊一直无法理解星期五为什么如此热爱穿着袍子跳舞，直到有一次她淋了一场雨、在谷仓中避雨时，模仿着星期五的动作，她这才明白为什么星期五如此热爱跳舞的原因：那就是取暖。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热带的人来说，星期五无法适应英国湿冷的天气; 而在苏珊在经历短暂的思考之后，意识到眼前的是自己厌烦并想要摆脱的生活，顿悟星期五跳舞更深层次的原因：“他的灵魂让他摆脱纽因顿，摆脱英国，还有我”^[1](p92)，所以星期五才总爱在光线下翩翩起舞。在舞蹈中，他似乎回到了自己那遥远的家乡，没有任何束缚，充满自由的年纪，他找回了最初的自我。我们总以为世界上最能诉说的方式便是语言，可是，在星期五的身上，我们却发现除了话语之外，我们可以通过很多途径表达思想。身体可以被人损伤，但是思想无法被统治。即使身体残缺，即使无法言说，依旧可以呐喊。

三 呐喊背后的意义

在丹尼尔·笛福《鲁滨逊漂流记》中,讲述的是18世纪的殖民者在一座荒岛上建筑自己的文明国度，而库切的《福》则把将视野停留在那些被我们忽视的人群之中，荒岛的统治者克鲁索则被淡化。库切关注的是处于劣势的人群的声音，这可以联系他的生活经历进行探究。1940年2月，库切出生于南非的开普敦，他从小就切身体会种族歧视。在库切的自传式小说《男孩》中，一个名叫埃迪的七岁混血种男孩，给“我”家帮佣。而在两个月之后，埃迪跑了。而“我”家的房客——特里维廉，用皮鞭子狠狠抽打他，惩罚一个才七岁的男孩。“这个特里维廉，暴打埃迪的这人，是个英国人。此人面色红润，个头矮小，抽起人那张脸就变得更加红润了，每抽一下喘一口粗气，好像任何一个阿非利堪人都能激起他莫大的愤慨”^[3](p88)，这次惩罚极大的震撼了幼小的“我”的心灵。那个曾经的玩伴深深的牵动着“我”，“我”向母亲询问埃迪的现状，母亲满不在乎的回答：“肯定进了少年教管所”“像他这样的人到头来总会进少年交管所的，然后就是监狱。”^[3](p90)埃迪是一名混血人种，作为殖民地人民，他们的命运似乎早就被决定。他们就如同一抔黄土，被人狠狠踩在脚下。他们也许从不做错什么，但在别人的眼里，他们的存在就是个错误。即使他们像不知疲倦的老牛每日辛勤耕作，也无法改变他们低人一等的地位。不是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他们代表的身份——殖民地人民。这本来应该是一个被同情的种族，可是却被人戴着有色眼镜一般地轻视，殖民地人民这个身份在别人看来就是低等下贱的象征。只能低下头颅，任人践踏。妈妈冷酷甚至尖酸的话语不假思索地冒出来，让十岁的“我”过早地认识了这个世界的不公平。库切在种族歧视的阴影下度过了青少年，深刻知晓处于底层人群的种种无奈。正是因为如此，库切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关注那些沉默的人群，将他们不曾发出的声音用炙热的笔杆呐喊出来。对于他者的审视，源于他自身的经历，也体现着变革的时代需求。在1992年出版的《双重视角:散文和访谈录》一书中，库切说，“世间存在的苦难,不仅仅是人类的苦难把作为人、作为一个存在的个人的我压垮,以至我的思维陷入混乱和无助。我的这些小说创作是我为了不被压垮而做出的微小而可笑的反抗,对此我十分了然。”^[4](p30)由此可见，对于深受苦难压迫的人类的关注，将他们被忽视、被遗忘的声音书写出来，是库切对这个社会做出的一种反抗。

星期五在《福》中是一名黑人，库切通过强调星期五的种族，将目光聚焦于欧洲在非洲的殖民史。作为一名出生、成长于南非的作家，库切常常以这段经历为素材。他用个体的生活，真实地再现了殖民地人民内心的种种创伤。在丹尼尔·笛福的笔下，星期五是用鲁滨逊的方式在生存，我们无法探究他原本的民族特性和信仰，也无法探知星期五内心的想法。在读者看来，他就像影子一样依附着鲁滨逊。而在《福》中，库切直接让星期五失去了舌头，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沉默者。星期五用沉默的方式反抗，抵抗着外来文化的侵略。法农认为，殖民者不仅奴役、买卖和控制黑人，还使黑人接受其所控制的文化教育，加以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心灵的置换术，使黑人从精神到肉体都服从于殖民者所希望的那种意识塑性，在心灵上烙下被殖民的痛苦烙印，从而为其种族主义和民族歧视作了“文化殖民”的铺垫。^[5](p328)

库切塑造的星期五，代表的是处于边缘地带的第三世界与处在中心地位的欧洲殖民者的对抗。殖民地人民不仅被剥夺母语，而且他们的声音被忽视。星期五用沉默来对抗殖民者对其进行的文化侵略。在《福》中，苏珊多次想引导星期五吹出不同的音调，最终以失败告终；在文章的最后，苏珊在石板上教他学习英文字母，星期五固执地用自己的方式来学习。库切这样改写星期五的形象，反映了西方话语权的统治地位逐渐削弱，非西方民族日益强调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民族历史。经过西化的文化的外壳逐渐剥落，逐渐显示其本来面貌。库切的《福》是被压制、非主流的文化对占据主导地位的殖民文化进行改写，将话语权从西方殖民者手中抢夺过来，使第三世界的人民展现自己的声音，重获生存的合法性。透过文字本身，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厚重，享受了文化的魔力，展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需求。“寻找一种真正的叙事，将各种零散偶然的没有内在联系的文化现象，整合成一种可供考察的总体结构形态，以观察其中多重矛盾和权力运作元素的交织，从而使阐释问题从文本转向历史文化深层，并从一般的文化模型研究上升到探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资本主义文化的、后现代殖民时期的某中心问题模式的研究。” ^[5](p359)值得注意的是，库切的改写，并不是想让殖民地文化取代西方文化成为话语权的统治地位，也不是想武装殖民地文化使其成为一种新的主导文化。而是反映了殖民地人民对于话语权的渴望，他们不愿永远处于边缘地带被人遗忘，而是希望拥有合理的诉说的权利。在诉说与倾听的过程中，与西方世界友好相处。

星期五代表的是第三世界被忽视的声音，而《福》中的女主人公苏珊则是被抹去的另一种人群的声音。在库切的自传体小说《男孩》的第一章中，讲述了母亲想起骑自行车，原本“我”的内心是赞成的，“甚至想象着他们三人骑着自行车在杨树大街上的情景，”^[3](p3)可是当父亲嘲讽母亲，而且身边的女性都不骑车时，母亲只好孤军奋战，受到“我”和父亲的一致嘲笑。母亲最终败下阵来，自行车消失了，而她想要反抗的心也被镇压。“我”不希望母亲有欲望，不管这个欲望多么简单，深刻地体现了男性社会对女性合理诉求的剥夺。而女性失去男性的支持，企图只身完成自己简单的愿望是多么的无力。丹尼尔·笛福笔下的《鲁滨逊漂流记》是一个男性讲述自己在荒岛的经历，而库切却反其道而行之，以一位女性的口吻娓娓道来。库切创造出苏珊这个形象，是将失落于男权中心文化中的女性残片重新聚拢，用女性话语重新解读西方经典。库切揭露了文本中女性的缺失，即“性歧视”。用全新的视角挖掘潜藏在文本中的女性声音，展现了与男性截然不同的一种思想。在《福》中，荒岛的统治者——克鲁索只教给星期五常用的基本词汇，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就是星期五只知道“木头”，却不理解“柴火”的意思。而作为荒岛的入侵者，苏珊却对克鲁索这个狭隘的想法嗤之以鼻。她竭力主张让星期五学会所有的单词，这样就能与别人沟通，说出自己的想法。在文本中加入女性的声音，不仅可以表达现实中女性的合理诉求，还可以将受压抑的女性通过语言中的性别建构来重新阐释自己。创作带有女性声音的文本，不仅是再现这个世界，更是摧毁根植于世人心中男性的绝对权威。在《福》中，库切就是派苏珊去打破荒岛的寂静，一步步挑战克鲁索的权威。从唯唯诺诺的傀儡，变成一名反抗者。如今，随着女性思想日益成熟、地位逐渐体提升，越来越多的女性认识到这个社会对自己的忽视。他们渴望从男性中心文化中摆脱出来，用自己的视角来体验世界。他们建构自己的角色，揭露男性文化中女性角色的缺失，对男性话语的叙述结构提出挑战，使女性进入叙述体系之中，叙述视角变得更加多元。颠覆男性中心文化，首先就是要颠覆父权本身。将沉默的女性（包括肉体和精神）呈现于大众的面前，推倒父权社会这座大山。在《福》中，苏珊渴望成为“故事之父”，在福先生的创作时，她梦想成为他的缪斯。在文本中挖掘女性被掩埋的声音，可以聆听女性的诉求，使女性话语从边缘地带走向中心。女性声音的出现，填补女性在历史中的空缺，解构男性文化就是建构女性文化空间的开始。

四 结论

在库切的《福》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奇幻的荒岛生存记，而是通过话语权的转变，体现了他对弱势人群、弱势声音的关注。星期五无声的呐喊，是以一种沉默的方式对抗文化侵略。反映了西方世界以文化侵略的方式强制灌输给第三世界，星期五所代表的殖民地人民越来越强调自己本土的文化，西方世界不再是话语权的绝对中心，殖民地人民渴望从文化话语权的边缘走向中心。

而《福》中的叙述者——苏珊则体现了对男性话语霸权的不满。父权社会决定了男女地位的差异，性别——作为一种符号，使男女的话语权截然不同，女性声音被剥夺，女性逐渐成为边缘地带的人物。在文本中展现女性的声音，就是通过文化的方式重现女性的记忆，将被掩埋、被湮没的声音用文字符号重新排列。女性的呐喊冲破现有文化的固定模式，让同样的记忆从另一种角度诠释。在文本中为女性呐喊，找到被遗失的女性文化特征。这种无声的呐喊，不仅在文学上得到回声，也将会让女性在社会地位上得到重视。

参考文献：

[1]J·M库切：《福》，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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