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魏微小说中忧伤的女性形象
2024-02-05 15:58:32
论文总字数:9351字
摘 要
:忧伤是一种美,它不同于简单的轻松、快乐,而是让灵魂有所承担,让生命有沉重感。通过分析魏微小说中两个比较突出的女性形象,即《化妆》和《大老郑的女人》中的女性形象,并与同时代的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加以比较,把握魏微塑造这些形象的方法及之所以能塑造这些形象的原因,体会这些忧伤的女性形象的意义。关键词:魏微;忧伤;女性形象
Abstract: Sadness is a kind of beauty, it is different from simple relaxed, happy, let the soul to bear, let the life have heavine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wei in the tiny said two prominent female images, namely "makeup" and "the great LaoZheng woman," the female images, and with the contemporary writers shape the images of women comparing, grasp Wei Wei shaping the image of the methods and the reasons of shaping the image, feel the sadness of the meaning of the female image.
Key words: Wei Wei; Sorrow; Female image
魏微,出生于1970年,江苏人。真正开始写作是在1994年,到现在已经发表小说、散文等一百余万字。文章构想别致,视角独特,文笔精致深入,探讨人性鞭辟入里。其作品获得过多种奖项,尤其是鲁迅文学奖。部分作品在海外也有翻译。魏微把丰富的生活当作她写作的后花园。魏微的叙事风格自在、平静,同时又与她的名字照应,从细小处与平常处叙说生活的中心地带,没有剧烈的爱与恨,不存在极端的悲与喜,有的是应答生活的温柔、淡淡的酸楚。
一 忧伤的女性形象
魏微关注的多是在社会中地位低下的小人物,他们身上的事往往很平常,微乎其微。《大老郑的女人》中的主人公大老郑是个离开家乡在外谋生的平常人,大老郑的女人是个并不算漂亮的卖身女子。《化妆》里的嘉丽尽管摆脱了贫困,但是依然想要用贫弱的面孔去面对年轻时候拥有过她身体的科长。《姐姐和弟弟》中产生于人和人之间固执的嫉妒与愤恨一样存在于一双姐弟中间。姐姐对弟弟有无私与无畏,更有鄙夷与不屑。《乡村、穷亲戚与爱情》里,28岁的城市姑娘小敏,在一个回家安葬自己奶奶骨灰的下午,爱上了她的亲戚张平子。这类恋情是一种淡淡的忧愁里和着一丝丝的愉悦。小敏和张平子的爱情是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在深层碰撞的一刹那间溅出的火花。但于小敏来说,是伤感的,毕竟这样的爱情没有出路。
大老郑的女人是伤感的。在家中,这个女人自发地饰演了各种角色,可是,她却谈不上任何名份。她不仅出卖自己的肉体,还付出了更为值钱的感情。她离开自己的家、丈夫、孩子,为的是什么?生存。只是她选择生的道路是我们不敢苟同的。魏微并没有流露出对她的指责,而是描写她如何的贤惠,如何尽心尽力地操持着大老郑的一家。他们这对“野鸳鸯”演得惟妙惟肖,一度让人觉得,他们是爱着的。可这女人心中是苦闷的,是忧伤的。试问天底下有哪个母亲能够忍心离开自己的孩子?为了生存,她不得不离开,这大概是她对老四最好的原因。她把对自己孩子的爱与思念转嫁到最小的老四身上。她跟着另外一个男人,过着无名无分的生活,并且明晃晃的是为了钱。她的处境是尴尬的。她拿了钱,那么她所做的一切都不算情份了,她只是在工作。只不过她的工作不是纺织也不是卖东西,而是陪着人过日子,明码标价的!特殊的环境造就特殊的人际关系,大老郑跟这女人不是夫妻也不是嫖客与娼妓,而是买卖关系,是雇佣关系。两个本都有家室的人,竟能瞒天过海、堂而皇之地生活在一起。当真相公之于众的时候,道德的约束给了他们响亮的一记耳光。女人的丈夫真的不知道女人在城里做着怎样的工作吗?我认为他知道,也可能是由他默许的。本地乡下到城里,那么近的距离,还有乡下人看见女人住在这儿,稍加打听,什么不知道?只是为了每个月三两百的收入,一笔不小的收入,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吧。女人的悲哀不仅在于她从事了半良半娼的工作,更在于她嫁与了这样的丈夫。穷人家有很多,而靠着妇女做这样勾当养家糊口的毕竟是少数。大老郑的女人的忧伤在于她离开自己的孩子却照顾着别人的衣食起居;在于她嫁与的丈夫让她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在于她勤勤恳恳的付出却难逃别人的议论、唾弃;在于她一女侍两夫,难得真爱;在于她靠出卖自己的身体来获得丰厚的薪资;还在于她不仅出卖身体、更变卖感情。所以说,这个女性形象,是忧伤的,悲哀的,令人怜悯的。“福柯的权利理论曾经提出了‘被看’这一概念,认为‘被看’与‘看’的人之间有一种权力关系。嘉丽通过‘化妆’使自己处于‘被看’之中,使自己成为弱势的一方,自然到最后受伤的会是她自己”[1]。“她‘为穷而穷’,不收礼物,又‘为富而富’,乱用钱,压制了本身爱漂亮的秉性,已经被穷推到了另一个极端”[2]。嘉丽这个几乎偏执的女性形象,隐射了现实的社会沉迷于人身外的身份、金钱。可以说,《化妆》中包含了两种“化妆”:嘉丽的“化妆”很显眼,这种情节充满戏剧性,是小说的看点,是不同于日常化的;而另一种真正要说的则是通过嘉丽的眼睛告诉读者,尘世间的人们都有“化妆”,人们都很现实,现实地展露着他们嫌贫爱富的本质。嘉丽的忧伤在于她一直摆脱不了她曾经的“穷”;在于她第一份爱情就是不为世人所容忍的婚外恋;在于她爱的人似乎只是爱她的年轻;在于她的自卑;也在于她一直把自己当作娼妓。
同时代的作家林白、陈染、徐晓斌的著作读起来让人感觉眩晕,她们的语句太美了,情感丰满,境界飘忽。如果说这些作家是奔放的,那么魏微则是拧巴的,对自己是克扣的。林白的小说叙述多角度且随性,她对于女性的身体和认识有特别的感触。林白在她的多篇小说中都有对女性畸形爱恋锋利地诉说,可以说是十分直率且胆大的。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通过自传的方式,突显了一个女士发展进程中个体的、小我的记忆深处的印象,并因为这把女性的独特体验烘托到了顶端。林白是按照“身体写作”的法则在叙述。也就是有关于女性的故事还是要由女性来讲。毕竟还是女人更加了解女人。林白的写作开始于八十年代,特别长于描绘女性肉体的渴望以及对情感的向往,浓郁阴暗,布满南国的色调。而且,林白的叙说中不时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片断。这些与魏微都是有差别的。魏微笔下的女性或许也有对爱情的憧憬,但鲜有赤裸裸描述男女肉欲的情节。所以说,林白是奔放的。魏微所擅长的是娓娓道来,她走进那些忧伤的女性的内心,以一种悲悯的态度来叙述她们的故事。陈染所关注的就完全是女性本身独特的体验。她以女性小我的经验形式来命名自我和生活。她的小说,包括长、中、短篇。陈染用内心独白的方式挖掘女性的私人体验。陈染不但用她形而上学的生活之思向读者打开了女性天下的秘密,并且还用她特别的言语形式、感觉,打造了一类崭新的体裁。这类体裁在长篇《私人生活》里可以说是发展到了顶端,灵动、诗情画意、漂浮、隐涩。女性视角的独特和异样一目了然。陈染、林白的小说很直白地在表现女性,大张旗鼓地渲染,甚至说白了就是在写女性。魏微不同,魏微笔下的女性是隐含在故事中的,是有背景的。并且整个小说也不仅仅止于对女性的探讨。魏微与她们的相同点是都有写女性,并且表现女性的一个方面特质。在魏微的小说中,女性往往是忧伤的。她们各自有着自己的愁绪,让人感觉这些形象就在身边似的。魏微与陈染、林白描写女性很大一点不同便是:她们倾向于描写女性的身体以及欲望,偏阴暗面的描写,语言也是酣畅淋漓,像刀、像剑,大刀阔斧。魏微则不同,她的女性形象隐藏于叙事中,一个小说中不仅有女性还有其他人的描写。并且就像魏微自己说的,她有点拧巴,没有陈染她们那么奔放。魏微的语言像她小说的农村背景一样,比较具有田园风格,有一种清新之气。
二 忧伤女性形象得以形成的追问
在语言方面。魏微的语言是精致细微的。她的小说有点张爱玲的影子,尤其是在语言上,我们依稀可以看见张爱玲的影子,是典型的女性叙述小说,细腻、心思缜密、情感丰富,以女性独到的视角来审视这个纷乱的世界。好比说“大老郑的女人”这个题目就非常地符合他们各自的地位:一个是工匠,一个是无名无分的女人。说成是二奶太时髦了,说成是情妇又太夸张了,说侣伴太高雅,说娼妓又不符合。这样更可以见得“女人”这个词何等的妥帖。他们作为夫妻过的日子像这个女人一样,无名无分。男人在外面挣钱,女人在家里料理日常。人是有情感的,既然在一起过日子必然有感情的牵绊,但是又没有面对自己老婆的那种底气,看起来很平常其实包含着一种暧昧与亲近。由此可见魏微的用词很很准确。我们发现恰恰是这样的生活才显得更加真实,有两颗相爱的心在严寒与漆黑下相互取暖。这类生活形态明显是不合乎现有的生活纪律的,但是,也没人会用严格的尺度去要求他们做到有道德。不过我们换一种角度看,这两个人相依为命的生活是不是比那种单单靠钱来维系的日子更有意义。很多都市文本讲述的都是醉生梦死下烘托出来的金童玉女,表达的多是花天酒地下对肉欲的渴望。这类作品的写作方式大多是抽离,他们暂且对情感置之不理,叙述的笔只停留于表面的对物质的渴求。读魏微的小说,给人一种亲切感。她的小说不乏对故乡的描写,也不缺少对女性的描写,然而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忧伤。
以乡村为广阔的背景。魏微的小说虽然以都市为叙说的背景,但是都市后面还有更广大的农村,城市里的主人公与农村有着各种各样的牵扯。社会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总会让人感觉不自由,于是乎便有了反抗与渴望。魏微尽量多地展现出人物生活中的戏剧性与合理性。有意义的是那些被毁伤受压迫的小人物出乎意料地获得了叙事者的怜悯与爱。并且这种怜悯很自然,不至于让人费解。小说中不会出现对这些人物道德上的批判,就算是肉体往来在叙事者那儿也是顺其自然的讲出,哀愁却不伤感。叙事者像理解自己的穷亲戚一样,真切而坦诚地面对小说中出现的这些人物。不会去拔高他们,但也不会贬低他们。而是换位思考站在他们的角度理解他们。故乡在与城市的对照中显得单薄,显得那么让人怜惜。从故乡走出来的女性就更加的伤感了,她们往往迫于生计,或因为其他种种的人生不得意而显示出忧伤来。魏微的小说致力于叙说人物的成长与苦痛。农村生活与市井生活无法救赎地在市场化中沉沦。不过这样的沉沦表现了一种对理想中的庄严、纯真的叹惋。在魏微的作品中,那些理想中追求的与衰败的生活历来是一体的。从这种诉说里,主人公有纯真、灵活的一面,也有麻木、呆板的一面。作家没法放弃一个方面去选择另外一个方面。在这种两重的立场中,在没法抉择的缝隙里,文章表现出那种挽歌式的忧伤。但是在叙说里出现的光芒伴着哀伤,在作家的记忆中显得很突出。这样哀伤的记忆是灵动与老成、抱负与实际、以往与如今的混合物,不仅是中心更是实质。这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20、30年代的乡土叙事,或者说是像张爱玲文本中对旧家庭的人伦思考。魏微的小说则和张爱玲的相似,返回和继续着乡土叙事。这样,在言语和文体方面,情怀和思绪方面便与张爱玲相近。而且,对女性身体的难堪与感情的缺乏有鞭辟入里的探究。讲述的人在描述身体时展现出对女性身体不一般的尊重。不光是对身体的意念和尊严的尊重,就算是身体的肉欲和迷惘,叙事者也表现出同样的尊重。在魏微小说中,身体是人的而不是某种物件,并不去刻意的渲染欲望,对性渴求的身体不及尊严。这与我们认识中的身体和灵魂对立不同,与灵魂抑制身体背道而驰,同时也大相径庭于女权主义者大加描写的肉欲。魏微小说中女性身体的遭遇,难堪且悲痛。在传统文化中,女性身体的物化是彰显男性权利的必然结果,而当女性真正将身体物化为资本时,却又遭到了来自男权文化体系所施加的压力,男权主义认为,女性的生存仅仅依附于外在的身体。男人们出去闯天下,追求功名利禄,但女人的资本只有身体。《化妆》中的嘉丽,在她最美好的年华里只谈了一场恋爱。不失为一场特别的恋爱。有家室的科长给不了她任何承诺,而他们却能够堂而皇之的发生关系。嘉丽的眼睛突然一阵发涩,在那一秒,她认为科长是爱她的。这种爱止于他们躺在一起,科长与她的身体有接触的时候。如果说科长仅仅是爱她的身体,似乎显得有些刻薄,毕竟他也付出过,他给嘉丽买过一枚戒指和一些廉价的衣服。嘉丽爱他哪里?难道是科长看上去没有实际年龄那么大?带着眼镜,温文尔雅,风姿潇洒。这个问题不值得探讨,因为爱本没有缘由。但嘉丽骨子里对“穷”的介意最终亲手断送了这份无缘由的爱。再看《大老郑的女人》,与他出双入对的这个女人,可以说就是个“暗娼”。不过又比“娼妓”好些,她不仅出卖身体,也出卖感情及劳动力。两个本都有家室的人,各取所需,“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谎言总不会长久的,之前说在面粉厂做过事,又自己做过小生意卖瓜子。这些伪造起来的门面在丈夫上门的那一刻,轰然倒塌。女人离开家,离开自己的丈夫、孩子,跟另一个萍水相逢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在男人需要慰藉时,奉献自己的温柔,当男人需要满足某种渴求时,奉献自己的身体。为的是每月得到金钱去接济家里的男人与孩子。跟嘉丽相比,大老郑的女人更加明目张胆。说白了,她跟大老郑过日子,就是为了挣钱,靠身体挣钱。魏微小说里女性的“身体”在猜疑中不断回到内心。最终与情感统一。女性的感情却会坠入一种深深的空虚与失望。嘉丽在追求感情与身体合一时遭遇了深深的迫害,感觉孤独、落寞、无奈。其实,可能是由于魏微对身体之痛,情感之痛的领悟,在她的故事中基本没有美且完整的爱情。
从魏微个人层面来看,内省是第一步。魏微小说中的反思意识,使她塑造的人物,不管是哪种脾气秉性,都会有解剖自我的偏向。魏微这种内省意识不仅在小说中,在生活中也存在。生活中,她评判人事没什么标准,只是关注人心,也就是说一个人内心在想什么,是怎样的秉性,会做什么事。魏微认为只要把握住一个人的心,无论在生活中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感觉稀奇。就像是平时很老实的人,有时候也会欺骗人,并且能很好地掩饰起来,这其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不能说写到诚实的人说了谎就脸红,他完全可以云淡风轻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这相当于低估了人,看不起别人。魏微喜爱写作,但即使当她还是个文青时,她也没有把写作看得比生命还重。对魏微来说,最重要的是生命,并且她享受生活。魏微只是把写作当作职业,对写作的态度是冷静、公正的。庆幸的是,她的职业是她所擅长的,在这里头她可以天马行空地游走。写作是一场苦旅,劳累与单调是必然的,但是,魏微在写作的时候觉得快乐。我想正是这种轻松无负担的自省让她能够塑造这么多血肉丰满的人物。
魏微尊重笔下的人物。魏微以为,写小说的人应当具备尊重他所塑造的人物的品质。要站在同一水平与她们交谈。魏微了解人心。塑造形象时,无论男女,都要还原他作为“人”的本质。要走进人物的心理世界。写得舒缓些,仔细推敲。魏微小说中的忧伤有一个主旋律:尊严。作品的忧伤一部分便来自于对人尊严的追问。渴望尊严但又怕失去尊严,由此便产生忧伤。魏微文章里的男女在现代生活中没有找到支撑点,所以他们转向农村与往事,企图在回忆中求得一时宁静。在魏微的小说里我们发现,尊严往往与纯真、朴素联系在一起,但淳朴又与贫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贫穷和过往其实也就是淳朴与尊严的代名词。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现代生活中要保留淳朴与尊严是有难度的,所以她才要转换视角。以贫穷者的视角,才可能亲近于尊严。魏微小说中还有一个中心,是失望。小说为人物形象尊严的失去与保持而忧伤。同时又为尊严的失去与保持而失望。那么的伤心和失望,来自于古老的乡土情感和人性,也来自于对生活的想象。失望于现实,失望于生命,这实际上就是对注重生活享受的时代的发问。遗憾的是,文本中的形象并没有做到理性的思考,也没有理智的信念。他们失望之后依旧惆怅,找不到一个精神的出口。前进一步看,何尝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呢?魏微的述说包含着忧伤,近乎于挽歌,所以就算是很微小的对现实的批评,都能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魏微站在一个叙事者的角度,只是客观地来叙述一件事,不夹杂着自己对人物的看法,不误导读者对这个人物的评判。即使是大老郑的女人,她的工作是陪着另一个男人过日子,获得薪酬。对这样的女人作者都没有饱含评判的笔触,而是静静地叙述。相反,其中更流露出对这种妇女的同情。不批判也是尊重的一种表现。
贯彻小说中的真诚也很重要。魏微以为创作要真诚,要有自我,把自己的生命贯彻其中。魏微的每一个小说里,都有她的轨迹,每部作品都有她的味道。我们评论一篇小说时,往往会用到“生命感”这个词,好小说里面有生命,有活生生的人的痛苦、欢乐、屈辱、血泪。以真诚对待写作的魏微自然让我们读到了不少好小说,真诚也是她得以塑造这些忧伤的女性形象的原因之一。作者很真诚地面对那些半良半娼的女人。对于她们身上的善良与坦诚,魏微不吝惜自己的赞赏。对于失足的妇女,魏微也表示了同情。事情虽然从道德的标准起步,却又因为女性作家细腻的感悟,不至于落入传统审美的窠臼。于是小说不会变成道德标,不会充满令人反感的教导。小说里,没有像对大老郑女人这样的暗娼的批判,相反,作者关注的是她们的贤惠,她们女性的温柔。甚至于赞扬她们纯朴美丽的心理世界,对她们所做的事情表现出无可奈何与深深的理解。这些迷惘的女人让人叹息。女人或许更了解女人,魏微则更加了解自己亲手塑造的形象。魏微真诚地对待自己笔下的每一个人物,走近他们,倾听他们的苦乐与矛盾。魏微笔下的女性形象多是生活不如意的,像嘉丽,即使后来发达了、有钱了,仍然走不出贫困的阴影,难以走出自己心里的桎梏。面对这样的女性,魏微抱以真诚,像个朋友一样,深情地记叙着。
魏微的小说写生活,接地气。触到地气的小说读着让人心里不慌,感觉很踏实。不少作家都很有个性,不与世俗生活为伍,作品语言华丽得简直让人感到眩晕。当然魏微不是这样的作家,她是诚实地写,写她身边的亦或是远离她的。她自己笑谈:“你画个圈给我,我就在这圈里走路,一般不会越雷池”[3]。魏微能够贴近生活,她的故事就像真的,是生命本身。广袤的农村是她大多数故事的背景。早年间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无疑让她了解生活,了解农民的疾苦,但同时也有乡村生活的悠然自得。悲伤与欢乐交加,只是在魏微的小说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悲伤。这是魏微对生命厚重的理解。魏微写作的前提是对生的热爱,所以对生命的思考也就更加深入透彻,而这又都基于她对生活的了解。身处其中,并且看得多了,自然感悟深了。
三 忧伤女性形象的意义
悲伤是一种审美品质,不是单一的轻松与愉悦,而是让灵魂有所依附,让生命变得厚重。魏微在忧伤中关注生活和文学。魏微的小说对日常生活的描述是特别的,从快乐的对立位置欣赏悲伤的日常生活。在魏微的叙事中交叉着两种生活,有过去和现在,也有农村与城市。平日里的生活被换了一个角度展现出来,变成了回忆与思考,从而察觉日常生活中潜伏的内在,因而产生一种忧伤的思绪。以忧伤的角度来看现在的生活,那些七零八落的生活片段便被集中到了一起,往事便也都展现在眼前,回归生命最原始的朴素。往事虽已成风,但更重要的精神却在人物的生活中再现。
跟随着魏微的叙述,我们容易发现一种伤感的情怀,尤其是小说中的女性,多是忧伤的。她们往往爱情不甜蜜、婚姻不幸福、甚至家庭给她们的爱也不多。从少女到已婚女人,从懵懂无知到职业女性,从她们的身上我们似乎很难看到阳光,但不否认她们是积极的,为着自己的尊严、人格,积极地生活着。在魏微作品的讨论中,往往不是日常生活的表面,不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是不同的生活质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魏微的小说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无疑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首先是她的写作背景,广袤的农村,这得益于她童年的农村生活经历。在90年代的女性作家中,大家忙于述说女性身体的奥秘而忽视掉了平凡的社会生活。另外,魏微对写作有理智的认识,因此,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哀而不伤。她们或许是忧伤的,但绝不是悲哀的。可以说在八十年代,独特的女性作家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她们的写作态度,也取决于整个文学风气与她们的配合,像先锋小说中残雪的作品,王安忆的寻根小说,伪现代派的刘索拉,新写实的池莉。那么在九十年代,女性作家则通过自发的创作来显示了女性写作的意义所在。她们是极端的、尖锐的。“她们要强调的也许是在八十年代被忽视了的‘角色差异’和‘性别意识’”[4](P180)。女作家也由此在九十年代的文学洪流中占领了一席之地。也可以说,九十年代的女性作家渐趋成熟,并且还是群体性的。女性写作的成熟并没有因此变得狭隘,相反,它是一个开放的,用不断增长的形式创建一个女性写作的多元田地。
余华说:“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5](P128)。这样说来,魏微无疑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她用女性的笔触关注、关心、关爱着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魏微对这些女性形象饱含着理解、宽容与怜爱。她塑造的这些忧伤的女性形象,一方面表达她女性作家细腻、缜密的情感,另一方面也是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民的关注。
参考文献:
[1] 王莹:《悲情人世的灵魂守望---评魏微短篇小说三篇》,《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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