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8936字

摘 要

：自明治维新始，欧美的侦探小说进入日本文坛，日本侦探小说开始萌芽。至江户川乱步《两分钱铜币》的发表，日本侦探小说对于欧美侦探小说的本土化奠定了基础。之后经松本清张、岛田庄司、东野圭吾等推理小说家的发展，加之日本推理小说本格派、社会派、硬汉派等多个流派之间的争鸣，日本推理小说的叙事模式日趋成熟，并开始逐渐由传统叙事模式转向具有后现代色彩的叙事模式，并且露出了反侦探叙事模式的端倪。

关键词：日本推理小说；叙事学；反侦探；后现代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the detective fictions of Europe and America were brought into Japan. And than, the Japanese detective fictions began to grow. To Edogaua Rampo’s two cents coins, Japanese detective fictions have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localization. Through a lot of famous novelists, such as Matsumoto Seido、Shimada Sōji、Higashino Keigo and so on, devoting to the development and a series of conten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the narrative mode was more and more mature. From now on, the narrative mode of Japanese detective fictions began to transform into the mode which has some color of postmodernism progressively. Therefrom, the anti-detective narrative mode begins developing in Japan.

Key words: Japanese detective fictions; Narratology; Anti-detective; Postmodernism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将侦探小说推向巅峰，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硬汉派大为流行，现如今日本推理小说大行其道，引领了世界推理小说的第三次繁荣。而日本推理小说从黑岩泪香大量翻译和改编西方侦探小说开始，经过了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松本清张、岛田庄司、东野圭吾、宫部美雪等一系列日本推理小说家的创新和变革，逐渐摆脱欧美侦探小说的影响，自成一派。而日本推理小说内部又分为几个不同派别，除了最为流行的本格派和社会派，还有变格派、悬疑派、硬汉派、法庭派等等，这些派别分别在日本推理小说发展的不同时期占据主流地位。也正是在这各家流派的互相争鸣之中，日本推理小说的叙事内容和叙事模式不断转变并且充实。近年来，日本推理小说也出现由传统侦探叙事模式转向后现代反侦探叙事模式的现象。

一、日本推理小说的传统叙事模式

日本推理小说开端于1689年井原西鹤以中国公案小说为底本所创作的《本朝樱阴比事》，受中国公案小说的影响，当时的日本推理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严重的模仿痕迹。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进行全盘西化。文学创作上，黑岩泪香首先翻译以及改编了大量欧美侦探小说，其后又有众多作家从事翻译和改编工作，这一阶段的作品全面模仿西方侦探小说，并未在内容和形式上形成自身独立的风格。而自江户川乱步的《两分铜币》开始，日本侦探小说步入正轨。经以江户川乱步为代表的本格派推理和以横沟正史为代表的变格派推理的发展，日本小说传统叙事模式进入成熟期。

从人物上看，人物的身份、外形、性格等都有着一定的模式。传统推理小说中的侦探大都是装束奇异、性格古怪的对真相有着执著渴求的非一般人。根据小说发展的历程来看，小说发展经历了从以情节描写为重心到以人物塑造为重心的过程。而推理小说作为一种兴起相对较晚的文学样式，其发展阶段的变化晚于其他小说样式，再加上推理小说本身重情节轻人物的特点，诸多原因导致日本推理小说，乃至世界推理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遵从相同的人物塑造模式。这一时期内，即使是有的作家刻意为之，塑造出外貌、脾性等相对不同的人物形象，那也是在人物“陌生化”会给读者以新鲜感的基础之上而做出的改变，其写作重心并未从重情节转为重人物刻画，因此人物形象也就跳不出传统人物塑造的既定模式。比如江户川乱步笔下的明智小五郎，穿着西式的服装而又不修边幅，没有固定的职业，具有敏捷的思维和极强烈的研究心。明智小五郎第一次出现在《D坂杀人事件》中时，作者就这样描述他：“最近我在白梅轩结识了一个奇特的男人，名叫明智小五郎。聊过几次后我发觉他根本是个怪人，头脑似乎相当聪明，然而令我另眼相看的是他也很喜欢推理小说。”^[1](p16)即使是之后的新本格派推理小说的代表作家岛田庄司，也未能跳出怪侦探形象的模式，塑造了御手洗洁这样一个忧郁的、难以捉摸的怪侦探。罪犯则一律是穷凶极恶、丝毫不能给予同情的。这些类型人物缺乏复杂性格的支撑，但也有两个优点：一是他们一出现，人们就能轻而易举地认出他们，而且对作家也有好处，因为扁形人物用不着一再介绍，他们永远不会逃跑，人们不用等着瞧他们的进一步发展，这样作者能够省去大量笔墨刻画人物，转而把精力投掷在侦探过程之中。二是读者容易记住他们，他们给读者的印象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并不随环境的变异而变异，不管环境千变万化，他们依然故我。^[2](p331)与其怪异外形相对的，则是这些侦探们敏锐的直觉和精准的逻辑推理能力，他们是“理性”的代表，他们使读者感受到对世界不失人类理性光芒的判断。

从犯罪手法上看，日本早期推理小说沿袭了西方侦探小说的惯用手法，多以密室为犯罪现场，通过密室杀人案来创造悬疑、诡异的气氛，给人造成案件不可能完成、推理无从下手的假象。作者在展开情节的过程中会有选择的叙写破案线索，但往往不会把关键线索告知读者，通常能够促使谜题解开的那一线索，只有侦探本人知道。也只有这样，谜题揭开之时才能给读者以惊讶之感。江户川乱步的《孤岛之鬼》开篇就以一件密室杀人案营造诡秘气氛，“我”的女友木崎初代（樋口初代）死在了一间没有出入口的房间，案件也就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密室杀人案。接着又发生了多起不可能完成的杀人案，“我”为了给初代报仇，找到的怪侦探深山木幸被杀死了在一片海边，周围只有一群嬉戏玩耍、天真可爱的小孩子，深山木幸却被一把匕首插入心脏，干净利落地死去了。其后又层层深入，“我”和诸户道雄进入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孤岛，探索岛上发生的一系列泯灭人性的残暴行为。整部小说多次运用密室来进行推理，甚至到最后，阴谋的最大主导者也是死在了一个密闭环境中——孤岛的地下迷宫之中，一个永远无法走出的人间地狱。如果缺少密室或者孤岛这种封闭的环境，这部推理小说的情节就无法展开。横沟正史也曾说：“我是一个不决定地域就写不下去的作家。缺少地域，只有情节和诡计，我根本写不下去。”包括后来的岛田庄司也擅长叙写密室杀人案件。罪犯的犯罪心理除了一般的谋财害命、通奸行凶，早期推理小说家还经常叙写以杀人为乐的纯粹的变态心理。即便如此，由于日本推理小说一开始就站在了描写和探讨人类内心世界的高起点，因此虽说犯罪心理的描写相对单一，但仍不乏具备高水准描写的犯罪心理小说。

传统推理小说的结局也总是伸张正义的，惩恶扬善是最终结局。《孤岛之鬼》的结局是“我”和诸户解救了被人工制成残废的受害者，有着畸形身心的侏儒罪犯找到财宝后发疯，永远被困在孤岛地下的迷宫里，直至死亡。这种好人得救、坏人不得善终的大快人心的结局是最为普遍的一种。横沟正史的《夜行》中，凶手也在结尾自白，陈述自己的罪过：“而且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出来一个叫金田一耕助的人，他竟然能够将我的错误一一指出，从而得出正确的推理。”^[3](p239)即使有的推理小说独辟蹊径，赋予罪犯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推理到最后我们发现被害人反而是元凶，加害人是原先的被害者，这种情况下不管侦探是选择放过罪犯还是将罪犯绳之以法，其归根结底都没有跳出伸张正义的圈子。这种结尾模式符合当时社会大众对读物的需求，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

1. 日本推理小说“反侦探”叙事模式的转变

日本推理小说从明治维新之初的全盘模仿，到江户川乱步和横沟正史的初步发展，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推理小说逐步摆脱了单一的追求推理过程的层面。由于战后的日本纯文学固守一隅，脱离生活实际，无法满足当时日本民众的需求，推理小说异军突起，大多描写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符合读者的阅读需求，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反映了当时日本的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随着日本社会工业化的推进，上世纪八十年代始，日本文学逐渐开始出现后现代性。东京大学教授桦山紘一在一九八六年召开的一次“作为文化的尖端技术的考察会”上指出：“我们正处于后现代社会形成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坚信不疑的那些文化构造，事实上已经在所谓后现代社会中被消解，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脱构’或‘解构’。”（《尖端技术和文化的变容》林雄二郎编，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88年版，第87页）。^[4]诸如日本文学大师村上春树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旗手岛田雅彦，都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后现代性。而作为日本文学的重要一支，日本推理小说也开始受到影响，由传统的结构模式走向具有后现代性的对传统模式的解构，主要表现在推理小说的“反侦探”叙事上，即对传统侦探模式的颠覆。

（一）对神圣叙事的颠覆

传统推理小说表面上看是一种伸张正义、惩恶扬善的小说，虽说其中不乏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但究其目的，仍然可以归到浪漫主义的大范畴，传统推理小说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诱使读者逃避现实的读物，它采用最循规蹈矩的模式，让读者沉溺在步步解疑、跌宕起伏的情节之中。而后期的日本推理小说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侦探模式，它们以传统推理小说的形式出现，而又有一些新变蕴于其中。后期的推理小说虽也对密室案件乐此不疲，但已不把密室解疑视为重点，而把笔触伸向更为广泛的社会环境之中。这一小说环境的改变是推理小说叙事模式有所突破的一大关键因素。这一突破与社会生活的发展有关，推理小说家要把广阔的社会生活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就必然要改变密室推理这种局限于封闭环境的推理模式，转而描写繁杂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甚至政治生活。因此后期推理小说中，人物活动可以跨越多座城市，人物经历可以从主人公幼年写到老年，相比于早期在情节上的着意叙述和简单的正义性结局，后期更注重对社会问题和复杂人性的挖掘。

小说中的侦探也趋于“正常”，不同于早期作品中作者总是着意刻画怪侦探形象，后期作品中追求真相的往往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甚至是职场失意的警察，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抓住凶手，而只是想“听你说自己的故事。”“你之前没有告诉其他人的故事，你一个人承担的往事，你逃亡的岁月，你销声匿迹的岁月，你一点一滴积累的人生故事。”（你即罪犯）^[5](p377)这种侦探形象的改变实际上弱化了侦探小说中作者对悬疑情节本身的追求，而增强了对作品中人物的刻画。对侦探目的神圣性的颠覆改变了整个叙事的角度，从原先对探案推理过程的详细叙写转向了对犯罪主人公的犯罪动机和整个人生历程的追索。笔墨也从之前的着重写侦探的探案过程转向着重写罪犯的人生。尤其是社会派推理小说，推崇描写政治、经济生活胜过对诡谲案情的推理，比如在东野圭吾的《白夜行》和其姊妹篇《幻夜》之中，笹垣和加藤两位警察在追逐罪犯的过程中都多次怀疑自己的动机，到底是为了抓住罪犯惩恶扬善，还是也只是像其他的男人们一样被美丽的罪犯迷惑而想更进一步地了解罪犯。在这种自我怀疑之中，侦探破案的正义性已经被大大弱化甚至是荡然无存了。而女主人公都是身份不明的人，《白夜行》中的西本雪穗曾经遭受到了残酷的事情，从此不择手段也要得到自己想要的，内心变得扭曲而偏执。《幻夜》中的新海美冬同样为达目的残酷而狠毒，杀人毁尸这样的事情在她看来并不罪恶。她们从某个地方来到东京，计划周详，手段狠辣，一步一步地实现她们的目的。与此同时，在警察与罪犯的追与逃之间，作者铺天盖地地展开对于社会大环境的描写，这种描写细致却不冗杂，作者非常巧妙地把当时社会发展的一些代表性事物或事件融入到作品中，包括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尤为突出的是对政治和科技的展现。也有大量罪犯利用高科技盗取银行钱财、制作出非法品的情节，这是对当时社会随着科技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反思。

在这种颠覆之下，作品中的人性也变得复杂起来，相比于之前纯粹的邪恶罪犯来说，后期作品中对罪犯的犯罪动机显然有了更深刻的叙述。除了侦探目的神圣性的颠覆，后期推理小说的结局也跨越了传统模式，一改惩恶扬善的正义性作风，而多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愁绪。《白夜行》的结局停留在在亮司的死中，警察笹垣看着雪穗走上扶梯，背影犹如白色幽灵，“她一次都没有回头。”^[6](p467)笹垣究竟有没有继续追查雪穗？还是所有线索都在亮司的死中断去？所有的一切都不得而知，只能留给读者们去想象。《幻夜》的最后雅也同样在枪声中死去，而美冬在船上对着秋村露出娇媚的笑容。罪犯没有被抓捕，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戒，而是过上了她所想要的“幸福”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在这种颠覆之中，读者并不觉得罪犯没有得到惩戒是一种可惜，围绕心间的只是一种压抑的、挥之不去的复杂心情。相反的，如果雪穗和美冬被警察逮捕，读者反而会觉得可惜，大快人心的结局在后期的作品中已经不适用，结局太过正义，反而使作品失去了原有的韵味，正是在朦胧的结局之中，人性的张力才更加突显出来。

（二）对叙事语态的突破

“叙事就是在讲故事，阅读则是在听故事，总之这是一个时间过程。但在这个讲故事的过程中实际上涉及两个时间概念——一个是‘讲’的时间，一个是‘故事’内容本身的时间。我们在叙事研究中把这样两个不同的时间概念加以区分：‘讲’（也就是叙述）故事的过程我们称之为‘文本时间’，而‘故事’内容发展的过程我们称之为‘故事时间’。”^[7](p246)传统侦探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性作品，作者在行文中不会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他们往往要将故事时间打得支离破碎，然后进行重新整合，才能使作品具有神秘性和推理性，因此传统侦探小说的故事时间和文本时间无疑是错开的。侦探小说的经典叙事范式：开端（案发/悬疑）——发展（探案）——高潮（破案/解疑）——结局（破案/解疑）。这种经典范式往往截取故事发生时间的中间段来作为开头，让人置身在重重疑案之中摸不清头脑。文本往往要到结局才会真相大白，且中间部分的叙事绝不会向读者透露过多信息，作者往往隐匿最关键的破案信息，疑案只有神探能解开，而读者只有赞叹和惊奇的份。而在后期的写作中，推理小说家打破了这种经典叙事，开始出现“反侦探”的叙事模式。简言之，传统侦探模式从案发到破案，这个过程是可以画成一个圆的，而反侦探小说的过程，则似乎一往无前，看不到尽头。最明显的就是对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的颠覆。“反侦探”叙事中，文本的开端也还是遵循经典叙事模式，由一件疑案开篇。而接下来的叙事则一反经典叙事，罪犯在较早的时候就会现出端倪，接下来大篇幅叙写的就是警察与罪犯之间的追逐较量。《白夜行》中以桐原洋介的命案开篇，同样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密室杀人案，没有任何人会怀疑身为小孩的桐原亮司和西本雪穗会是凶手，然而一反常态，在警察调查的过程中，作者已经着意描写了桐原亮司和西本雪穗，甚至小说中的警察还未开始怀疑两个小孩时，读者就已经感受到些许微妙，开始产生丝丝疑惑。之后雪穗上高中，又是一系列的案件，就在警察还在感到疑惑的时候，读者已经能强烈的感受到罪犯就是雪穗和亮司。而东野圭吾在这里却巧妙地运用了零心理描写，对西本雪穗和桐原洋介是否是罪犯不置一词，所有的真相都交给读者去猜测和判断。这里东野圭吾除了一开始对桐原洋介案件的截取，之后的叙事全部是把故事时间和文本时间并行的，读者看到的就是发生的，读者知道的甚至比警察知道的要来得多。同样地，宫部美雪的《火车》之中，一开始即把罪犯作为了调查的对象，有的只是对女主人公身份和经历的调查，并没有传统推理小说中对于“罪犯是谁”的探讨。而在传统叙事中，故事时间中的材料常常被作者处理成模糊的、不重要的信息，事后侦探解疑的时候才会被重提，给人恍然大悟的感觉。比如《孤岛之鬼》中的案件——初代被小孩杀死在密室之中，同样是小孩子密室杀人案件，东野圭吾是一开始就暗示读者，而作为传统的侦探小说，江户川乱步只留下一个晦暗的线索以便谜团解开之时不显突兀。或者有的作者喜欢在推理中加入极其复杂艰涩的知识，比如岛田庄司的《占星术杀人魔法》中，“在西方的占星术中，人体这具皮囊是宇宙的倒影，也是宇宙缩小的模型。所以这六部分也各自具有其守护的行星。”^[8](p11)在推理中加入了星象、地理等多种复杂难懂的知识，更加深了推理和阅读的难度。后期的作品则与之相反，常写最普通的社会生活，又在这最普通之中挑选蕴藏在人性中最复杂的问题进行叙写，这种叙事挣脱了传统模式中对诡计的刻意追求，使作品成了披着侦探小说外衣的反侦探小说。

1. 日本推理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意义

日本推理小说自江户川乱步和横沟正史两位大师的奠基至今，经历了本格派、变格派、社会派、悬疑派、硬汉派等多个派别的繁荣。从最初的本格派一统天下，到本格派与变格派不分伯仲，后松本清张极力推崇社会派，在松本的影响下又出现了以森村诚一为代表的新社会派，社会派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岛田庄司要回归本格派推理，创造了新本格派。纵观当今的日本推理文学，呈现出多流派的特点，另外，女作家日益增多，以她们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笔触以及优美的语言表达在推理文学界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从雅俗鉴定上来讲，日本推理文学与纯文学的界限逐渐变得朦胧，由于后期一改传统推理对推理方式的执念和对诡异事物的描写，转而对社会问题和复杂人性的探讨，日本推理文学的文学性逐步提高，后期甚至出现具有后现代色彩的反侦探叙事。

就读者角度而言，早期传统推理小说在文本中表现出的读者意识非常刻意，作者常常在作品中与作者进行对话，刻意地告诉读者接下去的叙事意图或叙事内容，或者向读者直抒胸臆，表达主人公内心的想法。比如江户川乱步的《孤岛之鬼》中，“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叙事这样的悲伤。读者啊，请原谅我这一连串的唠叨。”^[9](p38)“诸位读者也知道，我这个人既颓废又内向。”“诸位读者，当时我还年轻。”^[9](p46)诸如此类的叙述在小说中频繁地出现，让人在阅读时时刻想起自己是一名读者。而在之后作品中，不管是岛田庄司还是东野圭吾等人的小说都，都不再提到读者。东野和宫部美雪等人的作品之中，直接把读者纳入了小说的范畴之中，一切案发细节都交给读者自己考量，《白夜行》中甚至运用了零心理的描写手法，把一切推理交给读者，虽未提到读者，却处处体现着读者意识。

“反侦探”叙事对侦探小说中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固有关系的打破，改变了传统的故弄玄虚的风格，一变而为朴实平淡的叙事风格。读者掌握了更多的故事时间中的材料，参与其中，而不是作为局外人看着怪侦探的华丽推理。另一方面，对传统推理小说正义结局的颠覆加深了读者的阅读意义。传统推理小说的正义结局其实是空泛而脱离现实的，颠覆的结局则留给读者更多更深远的思考空间，使读者阅读之后能有回味，对小说中反映的社会问题或复杂人性进行一个深刻的思考。再者，作者颠覆了重推理方法的写作，那么文本主体部分对侦探的着墨就大量减少，转而叙写罪犯的个人活动和广阔的社会生活，使读者更加了解罪犯的成长或者犯罪动因。所以后期推理小说中的罪犯一变传统的恶人形象，变得值得同情。读者也在这种写作重点的转移之中，从对罪犯的嫉恶如仇、对罪犯被绳之以法的大快人心，转变为能够全面地了解、分析一个罪犯的动因，从而探讨人性中的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

参考文献：

[1]江户川乱步：《D坂杀人事件》，林哲逸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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