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13457字

摘 要

作为一个新移民女性作家，严歌苓的思想价值体系中根植着东方文化亦浸润着西方文化，这使她具有更深刻和独特的观察视野。她以不同的身份在异乡与故土间探索生命的意义。一方面，她审视脚下的异国土地，通过塑造移民的边缘人身份来诉说中西文化的冲撞、交融，表现移民者边缘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困境；另一面，她以经过西方文化熏染的东方文化探究母国的文化与历史，从女性视角切入，抒写特殊历史环境下女性个人传奇，表现女性包容一切的“母性”特征。此外，在其所有的文学创作中，她都以一种人道主义者的悲悯情怀以观照世界、探寻人性。

关键词：新移民；身份；边缘生存；女性主义；人性

Abstract：As a new immigrant women writers, the ideological value system of Geling Yan is rooted in the Oriental culture, and merged with Western culture. This experience gives her more profound and unique observation field. She discovered lives in different identity between exotic land and native land. On the one hand, she review foreign land where she live, then, she shaped the identity of marginal immigrants which expressed the collision and fus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o show the marginal immigrants existing in material and spiritual dilemma. On the other hand, she explored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the home country in a blend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she wrote women who lived in a special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to show the women’s inclusive "Maternal" characteristics. In addition, she always view the world and explore human nature in a humanitarian compassion in all of her literary creation.

Key words：New immigrants，Identity，Marginal survival，Feminism，Humanity

广义上来说，移民文学包含的范围十分之广，它是指移民在移居国而用故国的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而这里笔者将讨论的移民文学是指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中国移居到海外的移民用中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一般来说，“移民文学主要指海外作家描写生活，再现生活的现实，从精神到物质方面，从历史的纵深来铺展华人辛酸的移民路，书写华人移民的历史传奇到心路历程，这样的作品构成移民文学。”^[1](p29)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台湾岛上涌现留学西方国家的热潮，这个时代，其中的许多中国留学生都是笔力雄健而又思虑深重，当异国全新的感知促使他们进行文学创作后，许多人都取得了很大的文学成就，如於梨华、聂华苓、白先勇、洛夫、非马等。在这些旅外移民作家的作品中，主要通过个人在异国的奋斗打拼过程表现早期移民的生存困境、强烈的乡愁意识以及文化的隔阂与摩擦。而新移民文学是由20世纪80年代的“新移民”为主体的作家创作的，经过了由纷乱、毛躁到沉静、积淀，现如今已日益成熟。新移民作家大都是八、九十年代从中国内地移民国外的，与五六十年代的移民作家相比，相似的背景与生存境况使他们的作品中都会描述在移民们在异乡的生存困境与遭遇的文化隔阂。而新移民作家与先前的移民作家不同的是，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削弱了新移民作家的文化乡愁意识，新移民文学的内容少了一些乡恋与乡愁，并从简单的描写个人沦落、迷失到打拼、成功的传奇人生的程式中挣脱，逐渐转向对移民在东西方文明夹缝生存的边缘心理探究，并审视故国的历史与文化，思考一代人的命运，进而思索生命的价值与尊严以及人性的灰色与温情。

在新移民作家群中，严歌苓因其创作的高产、作品的高质成为了其中代表人物之一。她曾形象地将移民称为“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在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因此我自然是惊人地敏感。”^[2](p34)实际上，根与新土壤的矛盾是移民们最先要面临的痛苦。一方面，他们生长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已根植于心；另一方面，他们生活别国土地上，就必须接受甚至于认同异域的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于是，在对异国文化的接受过程中，他们必须克服自身对本国文化的记忆与眷恋，以达到对一种截然不同的异国文化的认同。这就像米兰·昆德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描述过情形：“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生活意味着在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没有自己国土之网来承接他：家庭，朋友，同事。还有从小熟悉的语言。”^[3](p85)在这种时刻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的体验中，新移民作家开始以一种新的身份进行文学创作。在时间与空间的转换中，严歌苓将其生命转移栽植到另一片新的土地上，连根拔起的疼痛与新土地中呼吸吐纳的安慰交织，全新的体验激起了严歌苓创作的热情，她以她对生存的独特敏感，夸张出特别的人物与故事。在她的作品中，读者可以感受她试图以不同的身份来叙述对异域生活与故国文化的冲撞、交融，并以一个全新的身份去思考探究本土文化。在文学创作中，她以这种独特理性的“他者”身份和文化叙事观照世界、探寻人性。

一 边缘生存的诗意表述

新移民文学积淀期是20世纪80年代，较老移民而言，以严歌苓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回归故土的心态没有老移民强烈。新移民作家，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中国内地移居到海外的新移民作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历过中国国内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身上有非常复杂的文化与身份导致的冲突和矛盾。在中国国门重新打开后，他们在自己主观愿望的驱动下离开故土，希望能够在异国的土地上找到自己适合的理想位置，并以更积极的心态看待海外生活，表现在文学创作中有如张翎《上海小姐》、阎真《白雪红尘》。然而，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新移民们来到西方国家，其实是将自己置于一种异质文化中，一旦踏上异国的疆域开始移民生活，他们就不在祖国的文化情境内，即使他们是相对主动并且心态更积极，似乎也依然不能自然地融入另一种文化中去。他们成为了别的国家的公民，持有方寸异国的土地所有权，他们身上依旧会被所在国印上异族的标签。而与此同时，更为荒谬的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完全融合于母国的文化传统，“因为他们错过了它的一大段发展，其次因为我们已深深被别国文化所离间。即使回到祖国，回到母体文化中，也是形归神莫属了。”^[4](p19)换言之，拥有本国文化积淀不得不浸润到他国意识形态下的他们，成为祖国文化与移民国文化夹缝中生存的人，他们的生存面临着巨大困难，他们的心理接受着文化冲击，他们的情感遭受巨变，人生的方向也面临的极大的不确定性，一切都使他们被祖国与异国在物质与精神上双重边缘化。在尝试了异国生存的艰辛后，本国与移民国之间巨大的文化落差，使严歌苓以一种多元的文化身份与边缘性的写作姿态开始文学创作。她以一种游离于公共之外存在，一种复杂模糊的身份认同，以一种疏离的言说方式，展现出在边缘生存的藩篱中的人性的沉沦与升华。

严歌苓的《无出路咖啡馆》是根据自己在异国切实艰难的生活经历创作的半自传体的长篇小说。这部 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我”在异国艰难生存的故事，是小说的主线，一条是“我母亲”从乡下到城市生活的经历，是小说的副线。在故事发展的后半部分，作者将“我母亲”年轻时的经历穿插于“我”当下的故事中。实际上这是通过“我母亲”的经历暗示“我”个性形成的缘由，进一步推动着“我”的故事的发展，也起到一个与“我”的故事对比的作用。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女主人公“我”独自一人来到陌生的大洋彼岸美国求学，对于一个单枪匹马踏上异国的女中国留学生来说，“我”实际上处于一个极为艰难的生活境况下，一穷二白、无依无靠。然而这时，“我”与美国的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一见钟情并由此开始了一段“趋向婚姻的正式罗曼史”，安德烈·戴维斯在物质及生活上给予了“我”很大的关照，但是，由于“我父母”的中国共产党员身份以及“我”曾经的中国军官身份，这段原本应该简单的爱情在美利坚的土地上变得复杂。联邦调查局特别侦探理查·福茨“长久地、不伤和气地”介入“我”的生活，使“我”的生活深陷更加紊乱和窘迫的沼泽。于是，牧师夫人、餐馆里的美国黑人女孩，他们都以同情的目光看待“我”，甚至于“我”与安德烈的爱情都是建立在一种不平等的基础上。在他们眼中，“我”像是可怜的初生儿，“拯救”“我”似乎是他们的责任。对于在别国艰难活着的“我”来说，一方面是自来政府的无端猜忌以至于不得不像犯人一样接受让人丧失尊严的审讯，一方面是一种来自周围人的同情式的关照与施舍式的捐赠。然而，这两种反差极大的态度都似一道无形的墙将“我”与他们隔开，让“我”感到心灵的隔膜。“我”只在无所事事的亚裔里昂身上找到了一种身份的认同，因为他和“我”一样是黄皮肤并且生存环境窘迫，与他的相处使“我”得到了一种情感上的放松和解脱，使“我”对里昂有一种过分的信任感。小说最后，审讯嘎然而止，在生存的困境即将能解除之时，“我”却选择离开安德烈，再回孤独与困苦。这看似出人意料的结局却在情理之中，对于“我”来说，生存时刻是悬于“我”头上的利剑，让“我”出于现实本能地不断发射走火般笑容的本能，但是对于生命尊严的追求始终是“我”内心的最深切的追求。这也让人不禁思考关于生存与尊严进退维谷的选择困境：追求一种彻底自由与尊严能走多远？屈服于现实的困境多大程度上可以获得心理的满足？而似乎无论怎么选择，“我”都会面临一种“无出路”的绝境。小说中，“‘无出路咖啡馆’不仅放大为一个边缘生存的物质困境，更暗示着边缘生存的精神困境”^[5]。

同样，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扶桑》中的主人公扶桑、短篇小说《少女小渔》中的主人公小渔等，他们都是在异国屈辱、游离、被排斥、挣扎于夹缝中生存的边缘人。在小说《扶桑》中，严歌苓不时地中断故事的叙述，然后以在美国成长的第五代华裔“我”的身份，与一百二十年前被拐卖到美国成为妓女的扶桑进行跨越时空的交流。小说通过这种“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交错，展现移民华人在海外所遭遇一直未变的蔑视和苦痛。一百二十年前，克里斯捡起地上的报纸，看到的是这样的报道：“……内在还是外形，仪态到风俗都是令人厌恶的，从语言、血统到性格都是低劣的。因此，中国人所受的粗暴待遇不足为怪……”扶桑被虏、拐卖、在异国美国沦为妓女，在美国的妓院里，白人们不把她当人地糟蹋、蹂躏，与此同时，中国人也给予扶桑深重的残害，就连大勇对她的爱也不过像爱他的宠物一般。她是游离于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概念之外的边缘存在。而一百二十年后的“我”，打开电视机面对的是这样的情景：“一群青年人大约二十岁到三十岁，头剃得极端彻底，泛着铁青色。……他们非常着重地宣布了对亚洲人、黑人和所有非白种人的不共戴天的仇恨。”^[6](p170)同样是来自大陆的22岁姑娘小渔，为了骗取异国“身份”，她不得不选择与六十多岁的意大利裔无赖老头Mario假结婚，糊弄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为此，她不得不在Mario凌乱不堪的家里住一年，而在这一年里，Mario涨了三次房钱，并且他故意要人来修缮屋顶，让人疏通下水道，请人为家里全方位灭蜂螂，这些都要求小渔付一半的钱，而小渔总是默默地接受了一切不合理的要求。无其实论是扶桑的被拐卖到美国成为妓女的经历还是小渔不得不选择的假结婚，她们都是在用自己生存的尊严、人格来交换生存的机会，作为移民的外来者，作为社会底层的边缘者，她们只能在逼仄、压抑、残酷的生存困境，以一种蝼蚁般的姿态挣扎于极致的环境中。

然而，严歌苓的创作并不仅仅满足于对边缘生存境况的描摹，她将小说的主人公置于一种毁灭性的边缘生存中，然后赋予她们一种与众不同的美丽与迷倒众生的魅力。在无奈的生活中，她们是卑微的甚至屈辱的，但每一个人都有生存与追求尊严欲望，严歌苓赋予她们以超脱社会功利的自然本色。扶桑以一种“透着超脱公正”的神色，她浑然不知似的在被蹂躏的同时平等地去享受情欲，亦或说是享受磨难，在奉献一切的同时索取一丝安慰。小渔对江伟有一种母性的爱与包容，对意大利裔老人宽容而照顾并以其人性的关爱使这个无赖老头在其所剩无几的人生中展现出一种全新的人生面貌。严歌苓用温柔细腻的笔触，在中外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让她笔下的人物以一种诗般的包容态度来消解文化冲突的尖锐，探寻一种别样的人格平等，寻求一种身份及情感的认同。

二 女性视阈的文学书写

法国女权主义作家西蒙·德·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运用大量的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生物学以及文学证明：“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她认为，“父权制社会把男性看作主体与超越，而女性则是证明男性存在的第二性，是对象和延续”^[7](p32)，所谓女人的“天性”，不是天生的，而是男人建构出来用以否认女性自由的神话；女性始终是被“第一性”的男性所界定的“第二性”。在波伏娃观点的影响下，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形成两种创作策略：一是法国批评家露丝·葛朗台伊瑞格瑞提出的“女人腔”观点，她认为男性的语言特点是理性的、有逻辑的，而女性的语言特点则是直觉的、反逻辑的，女性作家如果使用一种无中心、跳跃、隐秘、模糊的语言，挑战男性书写范式，就可以摆脱“男性的语言”，颠覆男性书写的霸权；另一种则是对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进行描写。八十年代开始，波伏娃的理论传到中国大陆，然而第一种创作策略对话语权的争夺在中国大陆并不具备创作土壤，于是在西方女权主义盛行的大语境中，大陆女性主义作家如林白、陈染的创作主要是对女性本能、体验、自恋、欲望等内容的描写，还有如卫慧、棉棉的“身体写作”。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女性在社会传统中长期扮演受到压制的角色。当新移民作家站在异国的土地上对故国进行描摹的时候，故国的女性形象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内容。加之新移民作家中有许多都是女性，因而在她们之中，大部分都把女性生活、心理和品质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与大陆发展的逐渐走向身体写作极端的女性主义相比，新移民作家的女性主义表现出的是一种更为宽广更为多维的文化视野。新移民作家与故国保持着一定的地理上与心理上的距离，这使她们能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更加冷静地思考女性所蕴含丰富的历史与社会内涵，从而独立地探索出以女性身体与隐秘思想来隐喻家园故国。严歌苓曾经说：“我只觉得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8]作为一个新移民女性作家，在严歌苓的创作中，书写女性、剖析女性的情感与生命是她创作的重心。她以敏锐的视角切入女性形象的书写，在为我们塑造了一批在异国艰难生存的边缘女性形象之后，她开始将目光投入国内。经历了异域生活的沉浮、浸润了西方关于人的价值观后的她，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在历史与记忆的沉淀中，审视、追问、剖析那个疯狂年代下的女性，她们被迫失去生命的尊严并承受着女性性格的痛苦变异，展现她们对于情感的欲望与生命的体验。而在她作品中，无论是身在异国他乡孤独困顿的边缘女性，如扶桑、小渔，还是经历疯狂荒谬年代风霜的女性，她们都恪守着被东方文化熏染过得古老的优秀特质，一种最原始也是最本质的母性特质，从而突显女性的存在价值。在大陆的女性主义深陷以身体为写作目的的窘境中的时候，严歌苓对中国传统女性的特质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挖掘极端坏境下女性身上母性的敦厚与仁慈，赞颂女性的坚韧和伟大，这是她创作上的一种突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当下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一条新出路。

在严歌苓看来：“女性，是一个防守的位置，但防守不是‘第二’。我的女权主义藏得比较深。我不喜欢美国的女权主义，自己不讨好，还让男人对她们很警觉。女人贤惠起来是很性感的。”^[9]在女权主义运动高涨的时代，女性在要求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实际上就是在追求一种“男性化”的过程，她们争取的权利，实际上就是要获得和男性一样的权利，在这种意义上，解放女性事实上不过是以解放了的男性为标准，女性的特点并不会因此而得到发挥，反而会被抑制。换个角度来说，倘若性别间的差异消除，女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被塑造成为了男性，女性忽略了自己身体上和精神上特质，要求自己与男性拥有完全一样的特点，这会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实质上也会造成了另一种程度上的不平等。严歌苓看到了女性身上动人的特性，温柔、包容、坚韧，于是，在其文学创作过程中，她把创作的重点放在了对“母性”的书写上。“严歌苓心目中完美的‘雌性’女性，有着东方传统美德所提倡的‘古典式的善良’，以及不受社会伦理所束缚的浑然天成的对肉欲本能的追求”。^[10]虽然这些女性形象在残酷现实生活与盲目的爱情关系中处于一种“弱势”状态，但是她们的升华并不是变得与男性一般，而是以强大的生命承受力和忍耐力包容着命运的苦痛，以温柔隐忍消解着命运的残酷，从而实现了对女性弱者身份的超越，展现女性身上如大地般宽厚的、仁慈的雌性特质。

《第九个寡妇》中的主人公王葡萄，从小被卖到孙家做铁脑的童养媳，土地改革时期她胆大包天地将被划地主已判处被枪决的公爹孙怀清从河滩地的刑场上偷偷救回来，执拗地将他藏于红薯窖中，悉心照料二十几年。整个故事穿插了一连串历史事件，抗日战争、内战、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四清、反右、蝗灾、大炼钢、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革、改革开放……在史屯的其他人看来，她“愚昧、顽固”、“没文化、没觉悟”，仿佛是未开化的、未受启蒙的来自远古的人。而王葡萄行动的准则不过是遵照其最本真的情感与价值观，因而她敢于去对抗阶级革命政治所产生的违背人性的结果，她敢于将“反革命”的公公孙怀青从刑场背回来；她敢于在大炼钢中拒不交出自家的锅，为的是保全她养的猪；情爱面前她敢于以身体先行；面对一个又一个灾难，她以独有的生存智慧，一一度过难关。在史屯人轰轰烈烈的革命喧嚣中，她似乎是游离于这个世界之外的人，看似痴傻，却因其始终坚守本性的“母性”原则，似透过繁杂现象而见其本质的唯一智者。情节发展到最后，王葡萄偷藏孙二大的行为被人知道，并逐渐传扬开去，史屯人十分吃惊，猜测纷纷，接着事情被证实，进而得到史屯人的认同，此时，王葡萄在史屯人眼中是勇敢的、有孝心的、坚毅的，最终史屯人共同坚守了这个秘密。鲁迅先生曾在其杂文《小杂感》中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王葡萄身上就有着女儿性与母性的混合。在琴师朱梅、军医孙少勇、公社干部史冬喜、退伍军人史春喜、作家老朴面前，她既有纯真的女儿性又有敦厚的母性；对孙挺，她又表现出慈爱的母性；对孙怀清的乖巧与无微不至的照顾又表现出女儿性的自然与母性的不顾一切。她没有阶级、革命、政治、解放这些“觉悟”，她执拗、莽撞，只是遵循她认定的标准规则行事，她以最本真的善良保护公爹孙怀清，以原始本真的自然情欲与不同男人寻欢，她混沌而清明、娇媚而坚忍、嚣张而强大，其身上透露着“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的女性特质超越现实一切，在她身上有一种来自原始广袤土地上自然的永恒的生命力。

在《一个女人的史诗》这部长篇小说中，严歌苓刻画出了一个为爱痴狂的女性形象。女主人公田苏菲疯狂地爱恋着优雅清高而又风流倜傥的世家子欧阳萸，而欧阳萸与她结婚却是出于责任，在他们的一生中任何时候，她付出的爱都远超过她所得到的。可以说欧阳萸对她的情感是终生的游移、困惑，但是，她依旧心甘情愿地追逐着他的脚步。在特殊时期，她用传承自母亲的生存技巧使得欧阳萸及家人有惊无险地度过一段异常残酷的日子。而正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田苏菲所表现出的生存技巧与理念更能彰显出其母性与韧性，给深受磨难的、软弱的欧阳萸以安慰和支撑。可以说田苏菲一直都在追寻着欧阳萸的脚步，时而嫉妒狭隘、时而温柔细腻，她的一生似乎只为欧阳萸而生，只为爱而生。田苏菲在这种两性关系明显处于“弱势”，女儿也说她“爱得很笨”，而她依旧对爱义无反顾，“她以自己的情感超越了现实意义中情感较量和计较，爱成为支撑她活下去的动力和希望。”^[11](p119)

王葡萄的“对于男性也好，对于强迫她的人也好，对于践踏她的人也好，她都用一种悲悯和宽容的态度来接受所有的这些所作所为。”^[12]田苏菲对爱无怨无悔的执着。她们化被动接受为主动、把现实的苦难与折磨内化为自我的克服与牺牲，从而超越她们的“弱势”地位。严歌苓让笔下的女性自然真实地表现自我，她的女性主义似乎更人性化，在一种试图尊重两性差异的基础上追求女性的解放，她让女性在物质上和心理上支撑保护男人，以女性包容一切的特质最终实现女性对男性的救赎，以此达到对女性的身份认同。在她的作品中，这些女性人物总是以弱小征服强大，以温柔克服威猛，她们以爱与坚持去面对世间的穷山恶水，她们身上体现了一种深受东方文化熏染的如水的女性生命力量。

三 人道主义的悲悯阐述

沈从文说过：“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严歌苓被誉为“窥探人性之深，文字历练之成熟”的一代新移民作家，在她作品中，无论是以身在异国的边缘者身份言说艰难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困境，还是以在“文革”时期的充满“母性”的女性身份书写悲凉的命运与生命的柔韧，她始终都围绕着“表现人性”的主题进行创作。

严歌苓有着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这使严歌苓对人性与生命有着与众不同的感悟。文化大革命贯穿了严歌苓的整个少女时代。8、9岁时，她亲眼见过自己的父亲被打为“反动派”，被游街审判；12岁时入伍，此后的文革时期，她都是在部队生活。她亲历文革，可以说，文革对她的生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也是她此后创作的主要题材。青年时期，她成为前线的战地记者，亲历对越反击战。中年时期，她漂泊异国他乡，她说：“人在寄人篱下时是最富感知的。杜甫若不逃离故园，便不会有‘感 时花溅泪’的奇想；李煜在‘一朝归为臣虏’之后，才知‘别时容易见时难’。寄居别国，对一个来就敏感的人，是‘痛’多于‘快’的。”^[13](p340)在异国的环境中回望历史，错综复杂的异域生活给了严歌苓全新的体验与感悟，她以“局外人”的眼光来回望这段历史，故国的记忆此时便以一种新的姿态存于她的心中，这种距离感能够让她以更敏感的触觉、更理性的视角去审视故国的人与事。因此，严歌苓用她的十分独特的审美眼光和极富意味的表现形式来描述非常环境下的非常的人事命运与非常的人性探微。她以她独特生命的体验、全新的思维角度，理性而又节制地叙述着残酷历史政治环境和艰苦生存境地下个人的多舛命途，通过这种极致的环境里的人物活动挖掘人性的恶与善。一方面，她竭力探讨人性的异化和扭曲、良知与道义的沦丧，她以平淡的语言不动声色地铺陈最惨烈的人伦悲剧，表现出她对压抑的人性和缺失的道德反思与追索；另一方面，她也始终没有停止过追寻人性的真善美的脚步，在她的文学创作中，总有一股温暖人心的人性力量。他们在各自破败不堪的世界里，始终保持着美好的人性，他们善良，宽厚，仁爱，包容，他们愿意牺牲一切以实现自我救赎与对他人的救赎。严歌苓以一种悲凉的生命意识探寻着理想的人性，挖掘生命的真义，实现对生命的尊重与扭曲人性的人道主义救援，表达一种跨越国家、民族与世俗的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文关怀。

长篇小说《陆犯焉识》以严歌苓祖父的人生经历为蓝本，描写一代知识分子身世浮沉。在这部小说里，她将人物置于巨大的历史洪流中，以那个荒诞严苛的历史环境作为小说的背景和陪衬，以显示特殊历史时期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的人们的非常人性，显示人在巨大的命运漩涡里的渺小与悲壮。希望摆脱恶劣的生活环境、更好地生存下去是人的本能欲望，于是，在那个年岁里，为了生存，人们相互猜忌，互相陷害，似乎只有欺压更弱势的人才能发泄内心的软弱与挣扎，获得暂时的心理平衡与成就感。死刑犯梁葫芦手上的三条人命的血债，为了生存使出的各种小手段；姓谢的“加工队长”假公济私欺凌其他犯人；河北保卫干事几乎置与他无冤无仇陆焉识于死地；陆焉识的儿子冯子烨在其被释放归来后辱骂、仇恨等。人性精神沦陷，人性的阴暗与残忍、异化与畸变在此暴露无遗。

卢梭说：“人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可改造性。”在严歌苓笔下，人性是复杂的，善与恶之间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人性在迷惘与回归之间交织。严歌苓是以一种人道主义悲悯的视角观察和探究人性的，因而，在冷酷的生存环境中，在面临着各种戕害的同时，人们依旧能看到人性的美与救赎。梁葫芦对“老几”表现出的善意，对弟弟妹妹的牵挂，临死前仍省吃俭用给他们换棉衣裤。邓指深知“老几”是装结巴而不是真结巴却不指认他，还尽力维护他。陆焉识虽然经历残酷命运，但却始终遵循着宽厚善良的做人原则：他装结巴装傻，只是为了在混乱的世界保护自己，但绝不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他冒着危险帮助知识青年小邢与梁葫芦；他知道邓指的老婆与毕中队长有私情，可邓指用枪指着他他也没说，因为他不愿看到一个女人的生命因他的一句话而陨落；他的子女在他被释放回来后对他态度淡漠、甚至辱骂怨恨，他也理解包容……严歌苓的书写既揭示了人性中存在的丑恶，又体现了人性最深处的善与道。她以十分细腻的笔法观照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彰显了人性的多重意蕴。

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同样，其中也表现了在非常时代背景下人性的沉沦与自我救赎，更展现了用光辉人性实现对他人救赎。小说以“我姨妈”书娟为叙述角度，描写赵玉墨等阅尽人间悲欢的十三个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与“我姨妈”这些在教会学校读书的纯洁的女学生是原本毫不相干的两类人，在日军攻占南京这一残酷的时代背景下，为避难而一起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狭窄的教堂所发生的故事。社会地位的悬殊、生活环境的差异、文化教养的不同，使她们之间充满隔阂、矛盾与斗争。在女学生的眼里，这些十三个风尘女子是低贱肮脏的，她们翻墙而入强行闯入自己的生活，是不顾廉耻的，她们似高高在上的神灵以纯洁高贵的眼光俯视这些“低贱”“肮脏”的生灵，并为和她们住在同一屋檐下而感到羞辱。而这十三个“不速之客”粗鄙、喧闹、混乱，在混乱残酷的战争面前，她们依然嬉笑玩闹、醉生梦死，在这一系列的放荡颓败的行为中，她们似乎找到了一种对教堂、神父及女学生亵渎与嘲弄的快感。比起注重救赎的神父和清高的女学生们，在生活的屈辱、生存的重压之下，活着对于在社会的底层生存的“低贱”女子来说显得更加艰难。对生的渴望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欲望，对于这十三个女子来说，在无人顾及的战乱中生存下去，并且活得更好，是她们的最基本的生活目标，因而她们竭力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佐料，她们用调笑、撒泼和作乐狂欢来掩饰自己窘迫的生存处境。而在战争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开启，人性异化为野兽，人间变为地狱，日军的血腥杀戮、残暴禽兽行径让最后的一片“乐土”沦陷。细心照料伤兵浦生的豆蔻为了给浦生弹琴而回妓院找琴弦被日兵凌辱；唱诗班的女学生也面临着被蹂躏、被杀戮的命运。在这时，原本嬉笑怒骂的十三个女子没有了平日里看似轻佻的面容，其实，决定代替这些女学生走向深渊。妓女自古以来就是被世人轻视、被道德批判的群体，她们轻桃、粗俗，在任何时候似乎只会卖弄风情、寻欢作乐。然而，在这特殊极致的环境中，这十三个如花的女子走得从容而慷慨，她们美好人性让她们义无反顾地决定解救这些女学生，这一行动也实现了她们对自我心灵的一种救赎，即使这种救赎的代价是使她们陷入另一种深沉的黑暗中。

迟子建说过：“作家就是要进入深渊，寻找那一点点亮光。而人性的光辉会把深渊照亮。”^[14]反映特殊历史时期人类的曲折命运、冷酷极致环境中人性的扭曲并非严歌苓写作目的。她曾说到：“我主张小说倡导善，给人灵魂以提升，对人性世界永保信心与爱。”实际上，严歌苓对人性本真的纯真善良有着宗教般的信仰，在她构建的小说王国里，生存的绝望与生命的美好是结合在一起的，悲凉美学风格的书写中总是透露出来的生命奇幻色彩，这抹色彩展现了严歌苓的一种人文关怀的理想，体现出了她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与理解。严歌苓曾说她移民海外后，发现什么都是可以写的，她不想针对某个人，也不是仅仅为了控诉那个非常态的荒诞畸形社会，而只想写一段不寻常带有荒谬的历史运动中非凡而又奇特的人性。可以说，严歌苓的写作目的与归宿是探索人性，而并不是为了展示人性的舞台。她努力让自己的作品超越政治与历史的沉重、超越故事本身，从人物历经的磨难叙述中达到对人物灵魂深处的窥探，善与恶转化、黑暗与光明交替，最终以一种悲悯的情怀抵达人类内心最温暖与最柔软的地方。

以上将新移民作家严歌苓作品中的身份叙事分为三种类型，从对着三种类型的身份探究中，很容易知道，这里所谓的“身份”其实是人的内心文化归属，它更趋向于一种“文化”的“身份”。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说，“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但同时，霍尔又称，“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可题。”^[15](p211)作为一个新移民女性作家，严歌苓的特别之处在于，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她的“身份”不断转化。她作品中不同的叙事身份与她不断转化的身份是相一致的。她的移民身份使她在异国的土地上感受边缘生存的痛苦，她浓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又使她对异国的生存产生一种本能的“疏离”，双重边缘的孤独感让她作品中的边缘形象十分饱满。同时，她特殊的移民身份与海外生活经历，又使她对故国的记忆产生的一种“距离”。在此基础上，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切入，书写疯狂历史下的母性的伟大力量。而一切经历也都使她能更理智地对待“人与生存”这个永恒的话题，加之女性的细腻，使她能够细致描摹人的内心世界与生命体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对她作品的分析，可以更加理解身在异国的严歌苓的作品中呈现出和同时代的大陆文学全然不同的风格，也能更深刻体会新移民在一种文化与身份的转换下对人生、对命运、对人性的思考。

参考文献：

[1]倪立秋：《新移民小说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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