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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河岸》中主人公历史存在感的找寻与得失

 2024-02-06 10:27:58  

论文总字数:14299字

摘 要

《河岸》是江苏作家苏童的一部力作。书中以油坊镇、金雀河——一个岸上、一个河上两处为着眼点,着重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库氏父子及孤女慧仙的生命故事。三人看似都有明确的身份,却都在这场浩劫中错乱了身份,从而各自走入寻找自我存在的道路。本文将从这三者的命运纠葛中解读出他们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所展现的不同寻常的生命的意义。

关键词:《河岸》,历史,存在感,寻找

Abstract: The boat to redemption is a masterpiece written by Su Tong, which depicts a story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You Fang town and Jin Que river. The Ku’s and the orphan Hui xian have similar fate. They seemly have clear identity, however, loss them in the suffering. They have to find themselves for faith. In such special years, everyone lives like them.

Key words: The boat to redemption, history,sense of presence,hunt for

《河岸》中所表现的历史,是一段放诸世界都显得奇特并且沉重的历史,人们称那是一段历史的倒退。正是因为历史被人为地篡改了行进的轨迹,置身于那段历史下的人、事、物……一切的一切,仿佛处在一个失重的环境下,悬浮着,触碰不到脚踏实地的感觉,甚至就连那最基本的、生而就应明了的“我是谁”,都变得飘渺起来。人本是自然的存在,千千万万人经历生活繁衍形成历史。纵然大多数人最后都是历史中的尘埃,但毕竟真正细究到某一人之时,没有谁有权利否认这个人的存在,即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人曾经生而为人的意义,我们必须尊重人的历史存在感。而苏童的这本《河岸》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就是被否定了历史存在感的一群,就是这样不停探索“我是谁”,不懈找寻自我存在感的一群。他们和所有人一样,拥有与生俱来的身份,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丧失了这层标志,只能空洞的活着,耗去生命。表面原因不尽相同,可悲剧内核只有一个,时代,是那个可怖的时代负了他们本应平凡安稳的一生。

库文轩是一个半隐形的主人公,虽然整个故事围绕着他的一生来叙述,但大多却是通过的他儿子库东亮的眼睛与心理透析出来的,正面描写的笔墨不算多。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笔触,使得整部小说有着一种纠缠在内却又超然在外的感觉,带着一种俯视之感,悲悯之感,我们好像能够跟着作家的字字句句去客观平静地审视这个叫“油坊镇”的地方,又仿佛能够随着库东亮的成长一点一滴的了解着河与岸的执着对立。

书中人物大致分为两个派别:河上的、岸上的。“河上的”主要是原向阳船队的船民们、库氏父子以及被“挂”在了船队的慧仙;“岸上的”自是那些代表着正统的百姓们,以及库氏倒台后崛起的新力量们——赵春堂、“治安小组”(王小改、陈秃子、五赖子)、慧仙(“发迹”后)等等。无论是哪一派的,在那样一个大环境下,都逃脱不了“寻找”的命运,他们找不到自我的存在感,没有人能确切的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又是错的,他们或是忙忙碌碌、风生水起,或是蜗居驳船、畏缩一隅,不过是看起来一方胜利而另一方败北的世俗戏码罢了。

本文将通过对库文轩、库东亮父子以及“小铁梅”慧仙三个主要人物的深度剖析,来探索特定年代下人们独特的心理特征,总结他们在找寻自身存在感的道路上的得与失。

一、消亡的陨星——库文轩

库文轩的一生都在围绕着“烈士遗孤”这个身份,不管崛起之时多么风光,他始终是任人摆布的:他不能证明自己就是烈士之后,如同被认定为烈士遗孤也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他的存在感,从来都是外界赋予的。但他并不能够深刻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他找寻自己的存在感只能是采取消极保守的方式——退守金雀河耐心等待。

库文轩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前半段是崛起,后半段是没落。他曾是“马桥镇孤儿院里最脏最讨人嫌的男孩小轩”[1](p10),却由“封老四怀着高度的责任感” [1](p10)的一拍,定下了他烈士遗孤的光荣身份,从此受到了组织重视,予以培养,终于平步青云,成为了油坊镇的“土皇帝”,当上了书记。可这“光荣的血缘和显赫的门第” [1](p10)却在某一天峰回路转并且急转直下,这一天,九月二十七日,恰好是库文轩“曾经”的母亲烈士邓少香的纪念日,多么讽刺的巧合。前半段,他是春风得意的库书记,享受着他伟大的烈士妈妈给他带来的一切荣耀与福利,家中有妻生子,屋外花开不败,好生惬意;后半段,他是七号船的船民库文轩,被否决了自己与母亲的血缘,失去了一切包括家庭,于是他挥刀自宫,自认截去了一切厄运的根源,从此深居船舱,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像一条鱼(库东亮眼中所见),直至沉石入河……前半段的库书记自不必理会自己的身份问题,因为一切十分明晰,他是烈士邓少香的遗子,是油坊镇的库书记,他很忙,没有空来寻思这么无聊的问题。可后来就不由得他不想了,因为一切都被推翻了,莫名其妙并且迅雷不及掩耳的。在众人眼中,他不再是邓少香的儿子了,在妻子眼中,他也不是一个值得依靠的好丈夫了,他成了个大骗子,成了“阶级异己分子”。

在自己的身世问题上,库文轩是从来没有怀疑过的,所以他心安理得的享受着这个身份所带给他的一切附加福利,但是人的精神是脆弱的,绷紧了总会有绷断的一刻,库文轩正是如此。尽管他自己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但由那“神秘的工作组”所带来的这场风暴确确实实彻底地改变了他,从身份地位到灵魂尊严。可以想见的是,当他还是综合大楼的掌权者时,他的气焰是怎样的高涨,以至于膨胀到产生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这些问题是“多年来的坊间传说”,却无人敢去证实和揭发,由此可见一斑。随着工作组而来的为时三个月的“隔离审查”釜底抽薪般地改变了他的生活状态:精神出现紊乱、举动反常、“动不动就要褪裤子”[1](p25)、走路时腰弯的像虾米而不自觉、甚至面对妻子的暴怒与无理,竟然能够下跪认错,一个拥有正常人格的男人是决计做不出这种事情的。无疑是工作组与妻子对“阶级异己分子”所作出的“专政”行为吓到了他,使他产生了短暂的惶惑与软弱,天真的以为避重就轻的交代了自己的生活作风问题就可以免去这一场灾祸。这一交代只能令他雪上加霜,根本不是烈士遗孤的他,利用职权之便行此肮脏之事,不过是更惹人憎恶,更从客观上壮大了“墙倒众人推”的阵容。

“身份”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是能否好好活着的基础。出身好,意味着一家人可以过上相对安乐平和的日子,虽然生活可能不太富裕,但至少身家性命、精神世界是安全无虞的。可要是出身不好,被冠上类似“阶级异己分子”这样的头衔,家庭幸福是没有什么指望的,最怕出现的就是精神的异常和生命危险。库文轩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兼顾双面的例子。如果被剥夺遗孤身份后,他被还原成孤儿,情况也许还好一点,偏偏命运给他开了一个荒诞的玩笑,由一个学历史的大学生信口雌黄地给他嫁接了一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桥段,使得他一下子变成了河匪封老四和妓女之子,更为荒唐的是工作组还采纳了这一说法。不得不说,库文轩能够从一介孤儿成长为一镇之首,叱咤风云多年,他的个人因素,或者说,为官生涯给他带来的锻炼,还是不容小觑的。面对油坊镇所有人的指摘,面对妻子和自己的决裂,此时的库文轩已然镇定了下来,并随之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影响自己和儿子库东亮一生的决定——退守金雀河,以期组织上的重新认可。他度过了开始时的焦虑与惶恐,重新找回了他的坚持,“他坚持认为那个烈士遗孤鉴定小组来路不正,对他充满了敌意和偏见,所谓的鉴定结果,不过是借刀杀人,是一次疯狂的迫害” [1](p42)。他在河流上找到了信念中的安宁,他觉得这是在他母亲邓少香的怀抱中漂流。在这样的“虚幻而巨大”[1](p43)的安宁中,他从主观心理上找到了依托,一个能支撑他全力证明自己是邓少香儿子的心理支点。由于这种心理的强大支撑,河上十三年,每一年他都在做着一个孝顺的儿子该做的、甚至是原本库书记该带领大家做的事情:祭祀、挂横幅、洒黄酒……直到生命终结。

他在等,等一个说法,等组织上还原他的存在感。他需要的不是自己心里的认可,而是组织上的肯定,肯定他的身份,还给他存在的方式和意义。等,就是他选择的找寻存在感的方式。从宏观上来看,他是静止在七号驳船的,他甚至连同是向阳船队的其他驳船都鲜有涉足,在自残之后更是画地为牢,足不出户了。在漫长的等待生涯中,他也做了小小的、无谓的努力:不间断的写信上访,相信组织上会还他一个公道。人,生而是独立、鲜活的生命,存在的意义与生俱来,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能够取代上天的职能、取得赋予生命以其最基本的生存意义的权利。然而在那样一个年代,所有人都笃信“组织”有此特异功能。

无尽的等待中,库文轩从最初的满怀期望走到了最后的绝望自杀,精神和生理的双重持续折磨使得他心中的坚定一点点磨灭,对自己存在感的找寻也逐渐走上扭曲变态的道路。初上船队,库文轩对自己的血统归属问题尚属乐观,可随着金雀河水的流淌,时间也是一年一年的流逝了,十三年,弹指一挥。纵使他再坚定自己的血统,成功的信心也已几乎磨灭殆尽。尽管是客观上的失去了自我身份,十几年的心理折磨也使得库文轩从某个程度上真正的瓦解了自己,扭曲了自己。不知从哪一天起,他将自己执拗着认为着的“倒台”原因嫁接到了儿子库东亮的身上,偏执地希望儿子不要再犯与自己同样的错误,甚至不惜扼杀其正常的青春期萌动,画地为牢,圈禁自己,也禁锢了儿子,最后的最后,父子二人双双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崩溃与疯狂之中。东亮不顾一切抢夺、驮回的石碑,在他而言,恰似一道道催命的符咒,消失的婴儿脑袋、烈士母亲的不肯原谅、纪念碑保卫战的打响……多年的屈辱与委屈在这一刻集中爆发,他已无路可退,仿佛唯有沉石入河,才能以此明志。

然而,他的死除了换来了岸上一声惊呼,什么也没有了。也就是说,直到死去的那一刻,他库文轩依旧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存在感,没有得到他所在意的认可,甚至就连他一直以为站在他这边的烈士母亲都背弃了他。库东亮的父亲,大概是他唯一的一个毋庸置疑的身份,却也没有担起这份责任,没能够称职地做好一个父亲。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行”估摸着也会有“善”的一面吧,一如在纪念碑保卫战打响前夜,他让儿子“第一次沐浴到了父亲难得的慈爱”,这或许是潜意识里弥补了“父亲”这个身份认证的存在感吧。

库文轩一生的悲哀在于他不知道自己的存在感是天注定的,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他和大多数人一样,中了当时时代的毒,他要的存在感是在政治中得到认可。似乎即便他真是邓少香之子,只要组织上不承认,那他便不是了。如此荒诞的论调,也只有在那样一个社会背景下,才能见到。

二、玻璃球里的赤子——库东亮

库东亮作为库书记的独子,本是个非常幸福的孩子,只是随着父亲的倒台,他也逐渐成了个“空屁”,正如书中开篇提及的“一切都与我父亲有关” [1](p3)。“空屁”这个词随着库东亮的生活几乎贯穿整本书,无数次的被提及,一个“空”字,似乎暗合了整本书的特质,奇妙地表现出了失重的感觉,让读者心中有一份空落落的感觉,这份空落恰是历史的沉重。

库东亮的人生依附于他的父亲,无论光鲜亮丽还是贫穷苦痛。或许这不是他的真心所愿,但在那个时间、那个年龄、那样的情况下,他确实别无选择。诚然,他还可以选择他的母亲乔丽敏——一个对丈夫的身份“隐瞒”深恶痛绝,对儿子青春勃起无限厌恶的女人——他的拒绝,或许是出于一个处在萌芽期男人的尊严。在整本书中,他的人生是最为无辜、最为扭曲的。他没有享受过如父亲般风光的时刻,也没有过上正常男孩该有的平凡人生,却因为父母的牵连与变态,逐渐自发性地扭曲自己的成长,进一步将自己推向万劫不复。“老子反动儿混蛋”,生而为库文轩的儿子,便是他的原罪。

自从跟随父亲踏上金雀河的七号驳船,即是踏上了放弃与寻找自我的道路:一方面他用十三岁男孩自以为是的成熟负气地接受了“空屁”这个渐渐取代了他本名的外号,可是另一方面,在他内心或者说生而为人的尊严与理智的深处的呐喊不断驱使着他游走于河与岸,企图找到自己存在的证据,完成自我的救赎。

库东亮像是生活在一个透明玻璃球里面,自成一个世界,却也能洞察外面的世界变化,努力寻觅着什么,却总是踏着自己的脚印回到原点。也正是因为这样,无论库东亮成长到几岁,他判断、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总是有一些长不大的稚嫩。

本书的前半部分,写的是库东亮透过这个玻璃球看到的人情事物,透过他的眼睛,来描绘油坊镇的点滴与其父亲母亲的恩怨纠葛,这些也基本上构成了后来十三年他生活中的全部“养分”,他的思想情感、所作所为均受其影响颇深。一本由其母执笔、记录着其父生活作风败坏具体情况的工作手册的出现将故事过渡到了玻璃球内部的演绎,即作家将笔触逐渐从库文轩的身上转移到了库东亮的身上,仿佛是一种命运的延续,更为深刻、也更为彻底地剖析了那场时代命运。

如同所有青春期的男孩一样,库东亮在“深入”地探究了工作手册中的内容之后,不能自抑的开始了青春的萌动,这种“蠢蠢欲动”最开始是很抽象的:几句露骨的字句、封面上的小铁梅、香艳的想象……都可以是它的载体,直到慧仙的意外出现,像是“一个神秘的礼物在寂静中向我打开” [1](p103),才使得这股子青春冲动渐渐的有了对象。最初,慧仙对于库东亮来说,充其量算是个无家可归的可怜小妹妹,甚至因为其放肆地坐上了他家的沙发,吃了他的饼干而对她颇有微辞。然而毕竟是青春期的小伙子,樱桃母亲几句暧昧的玩笑话、德盛女人对于童养媳妇的真挚建议和库文轩为了男女大防、防微杜渐所采取的措施,一并发酵,使得东亮“发现了自己内心的孤独,还有爱意” [1] (p103)

慧仙在库东亮几近空无的生活中是难得的一抹亮色,调剂着他的生活也渐渐充实他的生活。慧仙出现之前,他不停地在河上和岸上游荡:被父亲逼得喘不过气来,就去岸上透透气;到了岸上看到昔日伙伴们学习着新颖的知识,明明也是自己内心想要汲取的养分,却也只能用恶作剧的行为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失落。就这么不停寻找自己能够自由合理存在的场所,可惜收效甚微。慧仙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库文轩和乔丽敏在库东亮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此之后,盲目的“流亡”于河上岸上的日子告一段落,库东亮开始希冀能够依循着慧仙的生活轨迹找到自己存在的证明:从帮助慧仙寻找母亲到因为慧仙被禁绝上岸,他找到了空虚生活中能够赖以生存的一棵救命稻草,却也是一株让人覆灭的毒草。

库东亮找寻自我的方式是非常原始的,几乎是本能的反映,透露着一些决绝。在一个孩子本该树立起健康的、至少是符合当时时代特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年纪,他遇到了自己不能改变的因素从而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事实上,哪怕是十三年后,他依然对这一切事情的发生是不解的、慌乱的、手足无措的,即使他用一种淡然超脱的口吻解读了当年的一切。

对于自己的父亲,东亮持以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鄙夷父亲乱搞男女关系,唾弃父亲的自残行为,某种程度上把父亲当作一种耻辱;另一方面,在他坚持不懈地跑窜在河、岸之间找寻自己时,也在不时留意着父亲身份证明的风吹草动,这不仅是关心父亲的表现,更是潜意识里希望通过父亲的昭雪得到自己的解放。母亲对于库东亮而言,恐怕只是个符号化的存在,并且是个可怕的符号。书中没有描绘那场风暴前库家人的生活情景,不过就这场风暴中的种种表现来看,恐怕也至多是平淡吧,快乐嘛,充其量是物质带来的虚荣的衍生品吧。母亲乔丽敏没有在父亲倒台的事件中顾及到他的感受,只是一味的责骂他无辜的生理反应,将对父亲的怒火迁移到他的头上。此时,便埋下了母子间不能抹去的伤痛,彼时小小的库东亮肯定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惹得母亲不快,想当然认为一切都是父亲的错,也就埋下了日后与父亲的隔阂隐患,事有因必有果。因了这一切,若干年后,乔丽敏再回头想来看一看这个儿子显然是不可能了,库东亮宁愿躲在厕所整日,也不愿露一面,可见其受伤之深。至此,也可初步看见库东亮扭曲疯狂的一些端倪了。

对慧仙的爱护是有象征意义的,这里的“慧仙”就像书中所提到的“向日葵”、“通往幸福的车”等意象类同,是对未来光明幸福的一种渴望和努力。昔日刻画在墙壁的向日葵去而复现,几次遇到的只要五角钱就能通往名叫“幸福”站点的公交车,都在冥冥中指引着库东亮,仿佛一切都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代表着美好鲜活的慧仙却走了,这无疑给了库东亮一记闷棍,猝不及防,但他无力改变,只能用自己笨拙的方式去守护他的美好。无奈的是,无人理解,甚至引人厌恶、害怕,口讷的他无从解释,也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解释。父亲犯过的错,在他身上形成了枷锁,使他窒息。

出于时代、教育、性格等多重因素,又或许是作者刻意安排,库东亮显示出对当时时代环境的一种混沌但抗争的状态,他的抗争有成功的片刻,有看到希望的时候,但终究因为这份混沌与个人的渺小而无力与时代对抗,最终落败。

库东亮对于自己的存在感其实是非常茫然的,他在可能还不知道存在感为何物之时,就已经被打上了“空屁”的烙印,被逼的不得不混混沌沌的去找寻。最后的最后,一纸禁绝上岸活动的告示似乎代替库东亮宣布了他找寻自己的结果:混沌世间,唯与清流相伴。整本小说是以库东亮的眼光口吻进行叙述的,他可谓是作者苏童的喉舌与传声筒。作者利用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表达着对那个时代的情感态度,用库东亮身上透露出的无辜之感表达对时代的无奈与怜悯。

三、铩羽的凤凰——慧仙

慧仙是整本书的灵动所在,在库氏父子沉重扭曲的经历衬托下,她的经历似乎更合乎常理,也没那么压抑。她的找寻过程是书中明笔描绘了的。

慧仙第一次出场就是在找:跟着她的妈妈一起找寻生的可能。在年幼的慧仙尚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之时,她的妈妈便自私的选择了轻生这条捷径,留下一个孤女飘零人世,却也启发了她与向阳船队的一份缘,为她指明了一条生路。

不难看得出来,慧仙在成为孤儿之前的娇生惯养,她的父亲也是个拥有沙发的人,东亮猜想不是做官的就是城里人,总之生活是富足的,母亲如此没有抗压能力,想必也是个娇小姐出身。尽管这样的生活在慧仙的生命中只有短短的六年时间,但却在其一生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影响有二:一是骄傲的气质,二是记得自己是岸上人。

慧仙最终没有找到自己已为河中水鬼的妈妈,而是被组织上踢皮球似的“挂”在了向阳船队。船队上的人待慧仙不薄,疼爱有加,最好的吃穿用度都先紧着她用,像是捧在手心里供奉着,这么做的原因,不单是忌惮慧仙是组织上“挂”来的,也不纯是喜爱慧仙,这与慧仙身上散发出的傲气想必有关联。她身上散发出的岸上人、城里人的气息是会让淳朴善良的船民们心生敬畏的,尽管她只是个孩子,但这无关年龄,是落后对先进的一种敬畏。而又是由于船上人的呵护,使得她这股子傲气越发酝酿成熟。

心中认定自己不属于船队的想法终于有了实际的突破口,慧仙终于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重要节点:被挑选为饰演“小铁梅”的小演员。这一役,使得慧仙结束了“挂”在船队的生活,正式地回归岸上。然而时代会发展,历史会变迁,在那个混乱的时代这一切体现得尤为明显,慧仙的荣耀时代就那么匆匆地过去了。被“挂”的生活又开始了,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在综合大楼。虽然被闲置了,慧仙心里却还是得意的,这个看似精明却单纯的小女孩还沉醉在自己是小铁梅的回忆中,生活在综合大楼中,时不时地被叫出来充当“特型演员”,至少还证明了她丝丝的存在感。况且,“挂”在综合大楼当然比“挂”在船队要好多了,即便是与人不和,但至少也是个正经岸上人了。

“小铁梅”日渐长大,也逐渐乏人问津,慧仙坐不住了,大胆地摆脱了关于小铁梅的一切,这些年靠着“小铁梅”的光环受到的组织庇护,让慧仙本就任性的性格愈发任性,再加上点青春期的冲动劲,这几样共同开启了慧仙人生的另一次转折。显然地,这一次,慧仙连最后一点作用都没有了,被彻底地“挂”了,在人民理发店“挂”着。慧仙的自我存在几乎都是在“挂”中实现。

慧仙和库文轩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某种程度上算是库文轩的一个缩影:都是凭着光荣的身份象征光鲜亮丽地生活,而失去这层身份庇护后,只能如草芥般卑微。然而不同的是,慧仙没有库文轩的那份经历人世的老练与沧桑,她的“事故”中总是带有孩子气,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点,慧仙的路才没有像库文轩那样悲凉。

面对东亮的“变态”纠缠,慧仙终究是个性情中人,她不能回报东亮什么,只能将给自己带来荣耀的属于小铁梅的红灯笼送给他,来交换写满自己的日记。可从另一个角度说,慧仙选择了县文化馆的小朱,把过往的事物交还给过往的人,也正是在对过去告别。

慧仙的出现,恰恰是代表了那个年代下,和库氏父子一样失去自我存在的芸芸众生,她的经历没有库氏父子那样传奇与疯狂,但也足够令人唏嘘:失去父母,就意味着她没有了身份;扮演英雄人物,就有了身份资本;英雄光环褪去,身份认证也渐渐模糊。与库氏父子相比,慧仙是非常清醒地一步一步在复杂的市道中依循某些“规则”在找寻自己的存在感。她不像库文轩那样消极,也不像库东亮一般盲目,她是非常有计划,有条理的完成自我存在感的归位仪式。从一个女孩的虚荣到一个女人的洗尽铅华,慧仙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朴实的存在感。

结语:

《河岸》是一本费琢磨的小说,尤其是对那个特殊年代不甚了了的我们。书中三个主要人物找寻自我存在的历程各自成线又互相交织,将那个时代不同的人对生命的思考,对自我的追逐立体地展现得淋漓尽致。三人对自己的存在感有各自的认识,在找寻的过程中相对独立,找寻的方法各具特色。库文轩历史存在感的失去与找寻是作者正面描写出来的。作者用他的经历,反映出当时政治人物的命运历程,一旦失去了组织的认证,他们别无他法,只有消极等待、相信组织才是他们眼中最好的找寻存在感的办法,但可惜的是,最好的办法并不一定有最好的结果。库文轩的悲剧,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库东亮是属于被“连坐”的无辜受害者,由于存在感失去的莫名奇妙使得他的找寻变得盲目扭曲,直到最后,他也没有找到个所以然。作者通过库东亮的视线讲述了整个故事,借库东亮的人生来表达出对时代的诘问与无奈。故事必须由点及面才有其意义所在,慧仙就是作者笔下这样的一个存在。库氏父子是那个时代失去存在感的特殊代表,慧仙则是普罗大众中的典型。作者将这三人的故事有机缠绕在一起,形成了一幅当时背景下历史存在感失落与找寻的众生相,将时代的特殊性由存在感这一切入点深入,从而展现在当代人眼前。

参考文献

[1]苏童:《河岸》,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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