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条件句中的汉译规律研究——以“バ、ナラ、タラ、ト”为中心

1. 有关翻译理论的定义

中国的翻译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代，《礼记》作为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之中便有翻译的相关记载。早期的翻译活动大多是围绕佛经所展开，且翻译时严格遵守直译规则。据《高僧传》所述，当时的译文“多滞文格义”且“不与胡本相应”，于是鸠摩罗什提出反对意见，主张意译，让佛经古籍更能被儒家诵习者所接受与理解，其所译的《百论》、《十二门论》等更是集三论宗之大成^[1]。到了唐朝，唐僧作为儒家经典汉译的代表人物，首次提出“五不翻”这一翻译原则。此原则并不是不做翻译，而是采用音译的翻译方法并举出五种不意译而采用音译的情形：秘密故不翻、含多义故不翻、此无故不翻、顺古故不翻、生善故不翻^[2]。

清朝末期新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其著作《天演论》中提到：“译事三难：信、达、雅。”五四运动后，翻译活动的形式与内容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鲁迅先生“宁信而不顺”的直译风格为开端^[3]，到20世纪60年代傅雷又主张“重神似而不重形似”这一理论。80年代后，随着中国与西欧各国间的频繁交流，翻译理论的领域内又掀起了一股翻译热潮，各流派的翻译学者众说纷纭、各执己见。经过数十年间的相互争论，如今中国翻译界内“直译”与“意译”的对立观念逐渐减弱，二者互通并立的翻译方法逐渐被国内学者们所承认与接受。

赵（1999）^[4]以关联理论为理论基础，指出翻译是对原文（包括文本或语境）进行解释和说明的一段过程，翻译者必须在遵从原话者的本意和语境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删减完善，而译文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文本各元素之间的趋同程度。

宋（2004）^[5] 以语用学的角度，运用顺应性理论研究翻译的过程及其本质。认为翻译活动是一种人们在语言交流中不断选择的过程，包括译什么到怎么译。此过程中不断穿插着社会、心理、情感、认知等诸因素的互动选择机制。

贾（2007）^[6]提出，在功能翻译理论领域内，翻译不仅有文化转换、交际互动等实用功能，更是一种以语用功能为主导的跨文化活动。功能翻译中对翻译的具体要求如：文本的多重功能、阅读者对文本是否理解、文本环境中译文的实际功能等是翻译活动中必须考量的因素。而应用性翻译的信息性、引领性和隐匿性等特征可以说与功能翻译的翻译条件如出一辙。所以，应用性翻译应注重翻译过程中的交流互动，以实现翻译目的有效性。

方（2012）^[7]则表示“翻译活动中直译和意译既是翻译手段也是翻译策略，讨论这二者的异同首先需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理论分析，界定研究范畴。从元理论层面来审视中西译学中有关直译意译的理论不仅能理性地面对直译与意译的论争，也能更好地认识翻译理论，实践及其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

许（2016）^[8]把中方特色翻译理论中的优化译法与西方特色的对等译法相比较，指出中方翻译理论的基本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要注意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与原创性，紧跟潮流与时代先锋为伍。另外，许还指出“美化之艺术”这五个字可以作为中国诗词翻译的主要特色之一，也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特性构成了中国特色的文学翻译理论。

张（2019）^[9]说到，译界人士对文学作品的“可译与不可译”这一焦点矛盾一直是众说纷纭。现今,随着翻译理论的繁荣与发展,翻译学家们的视角不再停留在对于文学作品是否可译的片面争论上,学者们都开始意识到不可译性并不是绝对的不可译,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也可以转化为相对的可译性。关于翻译不可译性以及不可译性的转化和补偿策略的研究,在今后的翻译学术研究界也必然会是一个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