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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同类研究概况

面对新的翻译模式，国内外的研究都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向。

李梅和朱锡明（2013）在选定语料的机器译文中抽取样本，逐句与专业翻译人员的译文对比，总结出机器译文的错误类型。该研究旨在通过研究机器翻译错误类型，加快译后编辑软件的研发，本质其实是靠改进机器翻译技术来减少人工参与强度，从而改进译后编辑模式。而崔启亮和李闻（2015）同样是对机器翻译的错误类型展开研究，但并未再关注错误类型的提取，而是进一步探讨每个错误类型的应对策略，这就有别于通过优化机器翻译技术而引发的改进。

研究应对策略是从提高人工编辑效率的角度改进译后编辑模式，该研究结果更有益于翻译人员自身的技能提升。这两项研究虽一个侧重改进机翻译文，一个则侧重总结人工编辑策略，但都同属于译后编辑研究的一个方向，即专注于改进翻译模式本身。而另一个研究方向是将译后编辑作为一种新的翻译职业，侧重对译后编辑从业者的研究，即所需的专业能力以及配套的培养方案。本文也属于第二个方向，研究译后编辑在高校的教学实践。

对于译后编辑能力的理解，可以将其分为三大范畴，包括语言能力、工具能力和核心能力，而核心能力又可分为态度或生理心理能力和策略能力（Rico amp; Torrejoacute;n 2012: 169-170）。二位学者指出这里的语言能力即一位翻译人员本应具备的双语知识、跨文化能力等基本素质，工具能力即对于机器翻译技术的了解，而核心能力则是译者在直接面对机器译文时所要运用的能力。由此可见，相较于单纯翻译能力来说，工具能力和核心能力是译后编辑能力较为独特的两个方面。

前者对于翻译技术的了解，教学内容多与理论知识有关，由于本文旨在研究教学实践，将不对其做过多关注，所以核心能力才是译后编辑教学实践培养的重点。《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笔译策略分量表的出现，恰好为研究培养核心能力中的策略能力提供了参考标准。

机器译文的质量易受多因素影响，故不能单独将译后编辑作为一种译后评估补救行为，而应该将三个认知阶段的策略全部纳入参考。冯全功和张慧玉（2015）曾对译后编辑者培养展开研究，他们提出了译后编辑课程的模块设置建议，并指出高校译后编辑课程要以“实践为主，理论为辅”，而这也是本文选择研究教学实践的原因。

考虑到译后编辑训练材料往往篇幅长，所需完成的工程量大，课堂时间有限，实践部分应在课后通过布置团队任务的形式，让学生依靠小组合作学习的模式展开。在杨俊（2014）对高校合作型翻译活动的研究中，学生在教学实践结束后的否定性评价中提到在课堂上完成任务耗时较久，本文将对此进行改进，将译后编辑的实践任务布置于课后，将时间安排交由小组内部讨论协商，最大程度的减轻学生负担。此外，学生在肯定性评价中提到——以小组的形式完成翻译任务能够调动学生个人知识储备，通过相互吸取长处的方式，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并对教师系统评讲产生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