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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外包与企业绩效：日本制造企业实证研究

摘 要：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优化企业绩效所采取的最佳管理方式。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和能力理论的基础上，本文用来验证假设的数据由日本1421家制造企业在2007年至2011年期间的数据组成。分析结果表明，企业采用外包的程度与它的绩效之间的关系成抛物线型。在过去的研究中，这种关系还未被广泛发现。最后，本文认为，企业的外包率与绩效之间存在U型关系。

关键词：外包 企业绩效 产品性能 制造 U型

1.引言

手机行业的龙头企业（三星和苹果）使用不同的生产系统，三星电子将所有的手机生产都在内部进行，而苹果公司选择将他们的移动设备的生产进行外包（Fuji Chimera Research Institute，2012)。虽然公司的生产战略不同，但它们在移动手机市场里都有非常显著的表现。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否有最佳程度外包，使企业获得更高的绩效？这个问题涉及生产管理领域的基本研究焦点——内部生产商品或服务，还是从市场上购买。尽管研究人员长时间的探索与企业边界有关的问题，但最近才有研究外包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学术经验。

本文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与优化企业绩效有关的最佳管理方式。为了说明，我把本文分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部分。在下一节中，我将通过彻底回顾有关企业边界的文献来分析纵向一体化和外包的决定性因素。第三部分，我将在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和能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三个假设。第四部分，我将使用回归分析来验证假设。最后，我将论述这些研究结果的含义，并在第五部分写结束语。

2.理论背景

在这部分，我回顾了过去的研究，这些研究已经探讨了影响企业边界的决定性因素。具体来说，我总结了关于TCE和能力理论的相关文献，并引入模块化的角度来补充这两个框架，而不是介绍那些理论中的卓越的秩序。

2.1 交易成本经济学（TEC）和模块化

许多学者认为Coase（1937）所做的开创性工作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起源。正因如此，许多关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后续工作都是基于Coase的研究上开展。例如，Dahlman（1979）具体化了Coase的交易成本概念（Coase，1988）。具体来说，Dahlman（1979）认为成本与调查和信息，谈判和决策，监管与执行作为交易成本的第一概念要素。Williamson（1975）是第一个将交易成本概念化并作为企业边界的决定性因素。Williamson（1975）认为一个层次结构可以帮助组织节省交易成本。Williamson（1975，p.39）通过将“有限理性”与“不确定度/复杂度”和“机会主义”与“一个小数量的交换关系”联系起来，创建了一个组织的失败框架。Williamson认为纵向一体化削弱了党派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且减少了组织的交易成本，因为关于上述问题显示内部组织在市场上有优势。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是：企业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的规模，只要不同党派之间有一个复杂的契约可供书写和执行，纵向一体化是不必要的。然而，当契约导致企业产生高昂成本时，一体化被认为是十分必要的Williamson（1975）。

Christensen and Raynor（2003）主张：当产品的性能或设计不令人满意时，一体化是一个有用的战略。当一个产品的性能/或可信度不足以满足在一个特定市场层次下顾客的需求时，这个产品被认为“不够好”（Christensen amp; Raynor，2003，pp.128-129）。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公司生产它们专有的产品，相互依存的体系结构比它们的竞争对手更有明显优势（Christensen amp; Raynor，2003）。Baldwin and Clark (2000)根据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讨论了一个相互依存的设计过程，主张单一公司或团体间的契约结构可以降低设计任务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成本。因此，当不同企业间的相互依存很高时，一体化可以最大程度降低交易成本(Christensen，Verlinden, amp; Westerman，2002)。

在一个模块化的体系结构中，不同模块或组件之间的接口是完全指定的，以致于是谁制作了这些模块或组件就变得没有意义了（Christensen amp; Raynor，2003）。

模块化能够使一个公司以低成本把许多公司的资源和能力连接起来，以适应环境的变化(Sanchez amp; Mahoney，1996)。因此，模块化可以降低契约的复杂性和交易成本。只要每个模块间的接口是明确被指定的，企业间的技术协调是不必要的，新开发的前置期也会被缩减。

2.2能力决定企业边界

相对于技术专长，Ulrich and Smallwood（2004）讨论了个人专业能力与组织核心竞争力。关于社会问题方面，作者讨论了个人领导能力和组织的社会能力。尽管他们使用术语“能力”来描述技术性问题，用“能力”来描述社会问题，但，我认为这些术语含义一样。因此，这两个术语可以交换使用。

Richardson（1972）认为组织必须使用适当的能力例如适当的知识、经验和技巧来实行活动。技术能力是指一个组织为了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所使用的日常惯例和所积累的知识（Spilleramp;Zelner，1997，p.568）。因此，能力不是一种有形资产，但是这种能力将资源转化为商务活动。这个概念不同于Ray，Barney and Muhanna（2004）提出的，他们认为“资源和能力可以交换使用，并且资源和能力指企业为了发展和实现企业战略所使用的有形和无形资产”（p.24）。

Langlois and Robertson（1995）认为企业和其它类型的组织由两种不同但不断变化的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也是内在核心，由不同元素组成，如特殊协同、独特性和非竞争性。公司的内部核心能力不能被复制、购买和售卖。根据Langlois and Robertson（1995）提出的说法，另一部分是附属能力。这一部分功能是可竞争的，可能不是企业独一无二拥有的。能力理论表明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企业内部发展附属能力或从市场购买所产生的相对成本（Langlois and Robertson 1995）。Christensen和他的同事（2002）也说明企业应该将产品生产或服务外包，如果生产这些产品或服务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或者其他实体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

是否有可能购买特殊或独特的能力？企业关注那些能够用他们自己内在核心或核心竞争力的活动，基于这种利用下，交易物品或服务。这个过程的含义与那些购买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不同，购买产品或服务不代表企业核心竞争力。通常来说，决定是否内部购买产品或服务，或者从市场上购买产品或服务，取决于每个战略的相关成本（Barney，1999；Christensen et al.，2002； Langlois amp; Robertson，1995）。然而，企业通过把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与从外部获得的资源结合起来，可以获得和利用协同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创造更大的价值。

在这篇文章中，我采用了Murray，Kotabe and Westjohn（2009，p.100）提出的观点，他们声称“许多公司通过战略性外包能力来利用他们的资源，这种能力是他们即缺乏能力运作的，又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良好运作的”。企业的内部核心和它的附属能力之间的区别可能并不总是合适的，因为它的非内部核心并不总是以它的附属功能为特征。例如，飞机制造业（e.g.，Boeing，Airbus）不生产飞机引擎，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引擎对这些公司来说是附属能力。而是，飞机引擎是飞机制造业的核心部件。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以何种形式购买核心竞争力？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模块化的概念中得出。模块化的产品或服务可以从市场上购买，购买者可以使用模块而不是特定的知识来生产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模块的获得和使用依赖于详细的说明书，在说明书中规定了模块与其他部分或组件连接的方式。例如，个人电脑或飞机发动机的无形能力（例如设计知识、技术知识）可以以CPU的形式进行交易。这样的话，决定内部发展附属能力或者从外部供应商处购买附属能力就变的必不可少，这个决定与购买其它公司的有形产品或无形服务相关。

我把“产品的能力”定义为可以转变为有形产品或无形服务的能力。在本文中，我大致认为产品能力以模块形式存在。我认为企业的决定取决于企业从市场上购买产品能力的程度，并且把这个作为决定企业边界的决定性因素。

3.建立假设

在这部分，我在之前利用交易成本经济学和能力理论对企业边界做的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假设。第一个假设涉及外包与企业绩效关系。接下来的两个假设涉及鉴别缓和外包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因素。

3.1外包程度与企业绩效

企业从外部购买产品能力应该达到什么程度？企业参与外包的程度是企业价值链的一部分，价值链提供了三种一体化模式：全部一体化，不一体化和有限一体化（Harrigan，1984；Porter，1980；Rothaermel，Hitt amp; Jobe，2006）。全部一体化情况下，公司所有的生产必需品都从内部获得。相比之下，在不一体化条件下，公司外包所有的生产必需品。当企业在内部生产一部分生产必需品，从外部市场获得一部分生产必需品，这个公司可以说是采取有限一体化方式来经营企业（Porter，1980）。企业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得它的生产必需品，企业必须决定为价值链中的每个活动生产或购买产品和服务。这些决定的总和代表了一个企业的整体一体化或外包水平，并以此区分不同公司（Kotabe amp; Mol，2009）。因为这篇文章主要关注制造企业，我调查了每个企业与生产相关的一体化的水平，并以此作为一种方式来确定哪种一体化模式是提高企业绩效的最有效模式。

Rothaermel et al.（2006）认为垂直一体化水平越高，战略自由度水平越低，组织层次成本越高。他们还声称企业通过采取有限一体化战略来获取不同来源的知识，一体化隐性知识和互补资源，使企业战略变得灵活，来降低交易成本。另外，他们认为有限一体化通过平衡垂直一体化和战略外包来提高企业绩效。相对于后面的这些战略，作者假设通过结盟广泛的追求战略外包会更加减少企业在企业层面成果的回报率。在探索这种可能性方面，Rothaermel et al.（2006）展示了企业垂直一体化水平和它的收益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这种关系是倒U型关系，并由收益递减规律决定。

与Rothaermel和他的同事所做的工作类似，Grimpe and Kaiserrsquo;s（2010）做了与Ramp;D（研究和发展）相关的研究，同样揭示Ramp;D外包率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倒U型（即一个公司的销售份额归因为新产品）。Kotabe and Mol（2009）and Kotabe，Mol，Murray，and Parente（2012）研究了荷兰制造企业，同样发现企业的外包率与它的绩效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最后，Leachman，Pegels，and Shin（2005）证明外包率与汽车制造业的生产绩效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

另外，Parmigiani（2007）证明企业同时进行外包和生产产品或服务（即并行采购）可能只需要购买或生产它们需求中的一小部分，从而从市场和组织层次结构中获得利益。除此之外，Mols（2010）提出并行采购非常昂贵，因为与无论是内部生产还是专门从外部获取相比，都是非常低效的，并且并行采购的劣势包括：增加冲突和复杂性、造成规模和规模经济损失。以苹果公司为例，Lo（2011）提出高创新型工业企业倾向于（1）节约组织投入，把更多精力投入研发；（2）在不完全契约的约束条件下，比起直接外商投资更愿意进行国际外包。通过外包，企业可以专注于那些他们能利用核心竞争力（Hendry，1995；Quinn amp; Hilmer，1994）和限制管理成本（分层成本）的活动。

上面概述的研究表明，外包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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